2022我的读书生活 | 历史能告诉咱们什么

疫情肆虐，宅在家中，能使人安心的，惟有读书，不仅聊解烦闷、寂寞，亦有提升“免疫力”之功效。何出此言？

当下是个信息爆炸乃至泛滥的时代，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随波逐流者多，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认清环境，顺应形势，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说：“五十而知天命。”我马上就七十了，到了他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每天仍为世事所困扰，可见离君子还远，或可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读书也许是自救的一种方式。读什么呢？我选择读史，中国史、外国史、古代史、现代史…..不挑食，没忌口。听说过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我想，未来太遥远了，也非我辈可以了解的，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现在，还是让历史告诉现在比较靠谱。梁启超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鑑”。

任公所言，专指研究历史，大概我们读史，也离不开发现新意义或新价值这两层。

一

检索一下今年所读，首先要提到的，是一本小册子，即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说小也确实小，只有一百八十几页，但读过之后却大为感慨，亦深深惋惜。凯恩斯这个人倒也并不陌生，记得早年间老师曾讲过，他的经济理论好像重在调和劳资矛盾，化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仅此而已。至于此书，是他的成名作，也是经济学名著，问世已有百年，而我却是第一次遇到，第一次读，可见多么孤陋寡闻。由此也理解了他何以能够提出化解劳资矛盾的理论，这本书所言似乎正合乎逻辑的发展。

《和约的经济后果》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于占杰 /译

商务印书馆

2022年8月

此书针对的是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与凡尔赛条约。当初，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官方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并作为财政大臣的副手参加了最高经济委员会。这本书的内容就来自他对和约文本所提之修改建议。但在看到对和约文本进行修改已无希望时，他选择了退出，并在辞去上述职务后，写了这本反对和约、尤其是反对巴黎和会关于战后欧洲经济政策的书。不能说希特勒发动二战是英法政客没有接受凯恩斯建议的结果，但二者之间不能说没有丝毫关系。

读了这本书，联想到二战结束后，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于德国，并采取扶助、救济日本的政策，才不得不佩服凯恩斯的远见卓识。按照他的设想，如果当时的西方政要接受了他的建议，希特勒要成功也许会困难得多，布尔什维克也就失去了政治动员的社会基础。在他看来，《凡尔赛和约》的最大问题，就是破坏了欧洲经济的平衡，把隐藏在经济规律背后的各种力量都释放出来，变成了破坏的力量，不仅为革命提供了温床，也敲响了文明的丧钟。这本书在当下再次出版，诚可谓恰逢其时。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一年，输赢大局已定，应无悬念，但如何结束，仍有令人担忧之处，此时重读凯恩斯的这本书，听一听当年他的建议，不无益处。

二

年初的时候，我读了路鹏程的《难为沧桑纪废兴：中国近代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1912——1937）》一书。这本书是对民国前二三十年社会状况和新闻业态全景式的扫描，等于给这段历史做了一次“核磁”检查。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况在他的笔下也得到了精心的、工笔画式的描绘，既有宏大的全景，也有纤毫毕现的中景、近景和特写，目的是探索中国近代新闻职业化的生成与演进。书名特意标出“难纪”二字，我想，这里的难，恐怕主要不在所记之事，而在所记之时。现实的许多禁忌，会让记事者下笔时顾虑重重，不能畅所欲言。这个书名或许道出了作者所感觉到的几许无奈。

仅就作者所记述的种种现象而言，中国新闻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至今未能超越道德伦理的层面，而进入法律、规范建设的层面。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中国新闻业的发生一是由于启蒙的需要，二是军阀的利用，三是党争的工具，其中缺少的恰恰是新闻的社会性、商业性、市场性。不是说历史没有提供这种所谓边缘性的事实，但至少说明这种事实尚未进入作者的观察视野。

时隔不久看到另一本书，即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佩蒂格里的《新闻的发明》，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建构中国新闻业职业化、专业化的所得与所失，以及得于何处，失于何处。该书作者先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追述了欧洲现代新闻业的前史，即14世纪至18世纪欧洲新闻报业的发生和发展。在欧洲，新闻业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基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商业活动的广泛开展，人们需要了解周边和外部世界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因而，欧洲的新闻业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发性、民间性、商业性和娱乐性。作者归纳为四个主要因素，即速度、可靠性、内容把控和娱乐价值。背后虽然也有金钱和特权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但其文化基因中固有的平等交易、契约精神和互信互利等内涵，始终深刻影响着欧洲新闻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包括对新闻报道环境的改善，以及如何从法律上界定和赋予新闻记者的权利。实际上，中国的新闻业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羞涩地引进商业意识和商业因素，至于由契约精神引申出来的法律意识，权利平等意识，就显得更加稀有了。

《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

[美]理查德·B.谢尔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商务印书馆

2022年3月

近日又读到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B·谢尔的《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该书不是专门研究新闻业的，他在研究新闻业的近邻出版业时，对前者有所涉及，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而让我特别看重的，是他的叙事颠覆了多年来我的认知。在我的意识中，启蒙运动的历史一直是由思想家、文学家、作家、学者所主导的，而他的叙述则使我看到了一种更加广阔和深厚的关于启蒙运动历史的描述。

无可争议的是，谢尔的这部煌煌巨著开辟了启蒙运动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域。他把书籍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研究，即从写作、编辑、出版、印制、发行、传播、销售和阅读的全过程，都纳入了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范畴，深入探究作者、书商、出版人、印刷者，以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人员的互动关系，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揭示了一个很久以来被历史遮蔽的真相，即出版事业是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作者在书中阐明了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知识不再被局限于哲学家的学院或伟人的宫廷里，而是和所有上天赐予人类的最伟大的优势一样，惠及每一个人，是启蒙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前提。因而，通俗读物对知识传播的推动，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培根、洛克和牛顿这类大人物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向大众推介图书的商家和传播新书信息的新闻媒体是功不可没的。这是18世纪的英国走在整个欧洲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恰恰又得益于它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更早地建立了一个大众文化圈。也就是说，出版业的扩张和阅读群体的成长扩大，构成了18世纪英国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而英国也因此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作者这部巨著的突出贡献，即揭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出版业的共生关系。

三

在这里，我们再次与中国深厚而悠久的历史传统相遇。在对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做出说明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把文人士大夫和某些先知先觉者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把历史的变迁和发展视为他们的思想、言行作用的结果，而轻视、忽视、遮蔽社会大众和市场、商业等自然力量发挥的作用。其实，历史的发展、变迁常常并不在意先知和圣人之徒设计的愿景，其结果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让自以为是的先知或圣人之徒变为笑柄。当然，这种毛病也非中国人所专有，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所著《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他所谈到的，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对英国启蒙运动的误解、曲解和漠视，就感觉并不陌生。很久以来有一种认识，凡提到启蒙运动，首先想到的总是法国乃至德国，从伏尔泰、卢梭到康德，开创了启蒙运动的英国反而被弃置一旁。罗伊·波特在书中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多种原因。

《翦商: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著

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

确实，英国与法、德所代表的欧陆在很多方面都很不同。首先，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国，没有经历法国乃至美国那样的反抗起义，也没有一场配得上启蒙运动这一名号的群众运动；其次，英国历史上也没有或极少有激进的革命家，“没有异端与反叛者渴望用最后一名教士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位国王”；第三，在思想理论方面，英国并不认同法国人的“三位一体”理论，即无神论、共和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取一种更加现实的，以培根式行动哲学为基础的积极实用主义；最后，英国很少经院哲学式的思想家，他们更接近苏格拉底，要把哲学从天堂带到人间。因而，英国的启蒙运动乃至其他政治运动，常常发生在俱乐部、茶座、咖啡馆与公园，而非广场和街垒。

很显然，英国的这种独特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19世纪及20世纪以来对英国启蒙运动的误解、曲解和漠视，则根源于这一历史时期所流行的革命不可避免论，尤其是激进主义的影响，视革命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英国的保守主义自然不被认可，并被逐出了“启蒙运动”的历史。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英国启蒙运动打抱不平，要把英国启蒙运动从“后世巨大的蔑视”中解救出来，也是对英式价值观的彰显和认同。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可以领略17—19世纪初英国思想界的风貌和景观，也是一次对英国启蒙运动的全面巡礼，从而看到思想与观念变革所爆发的巨大能量，是如何带动社会各个领域的迅猛发展，最终导致全新的现代社会是如何在英国诞生的。

《历史中的人生: 霍布斯鲍姆传》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韦斯琳 /译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6月

最后，还有几本书未能写进札记，在这里推荐一下：《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反联邦党人文集》《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