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张雨霏在巴黎奥运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铜牌后，流着泪对记者说：“昨天刚发烧完，又碰上生理期第一天，我整个人右边都是麻掉的。”在生理期对身体状态的影响下，张雨霏依然顶住压力，在本届奥运中斩获6枚奖牌。

这段采访引发了公众对女运动员生理期的讨论。事实上，女运动员在赛场和生活中所面对的挑战远不止生理期这一项。女性参与竞技运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今年是巴黎第三次举办奥运会。在10500名参赛运动员中，男女各为5250名，是奥运史上男女运动员比例首次达到1：1。

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开始允许女性参赛，但当时仅有22名女运动员参加，占总人数的2.2%，而她们的参赛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的认可。1924年，巴黎第二次举办奥运会，参赛女运动员占比达到4.4%。

在这项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体育盛事中，女运动员占比从4.4%到50%，整整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

当然，体育领域的性别问题是复杂的，仅仅将女性参赛人数和项目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的标准，是将问题简单化。要实现体育领域真正的性别进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今年上映的传记电影《泳者之心》与巴黎奥运百年形成了跨越百年的对照。主人公特鲁迪·埃德尔正是一百年前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百余名女运动员之一。同时，她也是世界上首位泳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从特鲁迪的游泳人生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女性参加运动所面临的巨大限制与阻碍。

“你知道大多数男人认为女人运动会受伤吗？”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顾拜旦一生都反对妇女参加奥运会，他曾宣称，“女子奥运会是不便的、无趣的和缺乏美感甚至是不正确的”，“真正的奥林匹克英雄应该是成年男子。奥运会必须局限于男子，女子的首要角色应该是为获胜者加冕”。

不过，在19世纪末期，在美、英、法等国已经形成了女子体育的热潮。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波士顿妇女的一股体育热潮强烈地震动了美国社会。随后，这股热潮迅速传向大洋彼岸的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等资本主义国家，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酿成一场妇女争取体育权利平等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妇女已经涉及了近代体育的绝大多数项目。并且还出现了妇女体育团体和运动竞赛，如“法国女子体操协会”，德国的“妇女体育协会”。

从1900年第2届奥运会开始，已经有女性参加奥运比赛。但是，在20世纪初，女性参赛人数仍极少，项目设置也不稳定。

19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当时女性参与运动的困境也反映在影片中。电影开头，一艘船在码头附近失火，在火灾中丧生的死者大多是女性，原因是她们不会游泳。

母亲葛楚听说此事，决定让女儿们学游泳，父亲听后却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女孩学游泳不成体统。

女人不被允许和男人在同一泳池游泳。男人们穿着紧身背心和短裤，拥有宽敞的泳池，而女人们则只能在被木头围起的一小片区域学游泳，并且穿着笨重的上衣、长裤和鞋子。

澳洲女子游泳队前来美国比赛，女性才被破例允许使用男子游泳池。而当特鲁迪击败澳洲运动员成为冠军后，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却是指责澳洲游泳队泳衣不堪入目。

女性的受困亦体现在体育以外的各个领域。片中，特鲁迪的姐姐梅格也拥有过人的游泳天赋，并且早已有了心仪的男子，但最后，她依然被迫嫁给了父亲安排的对象——一名同样来自德国的肉贩。

巴黎奥运失利后的特鲁迪也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如果她没有产生泳渡英吉利海峡的野心，她将不得不接受与姐姐一样的命运——嫁给自己未曾见过面的男人，到家里的屠宰店做帮手，就此度过一生。

在那个时代，作为女性，即使你已经打破多项游泳世界纪录，即使你代表国家参加奥运并拿到奖牌，你仍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婚姻或人生。

是公主，也是英雄

普罗普将叙事角色分为七种：坏人、神助、帮助者、公主、派遣者、英雄和假英雄，他们分别在故事中发挥不同的功能。

影片将美国奥委会主席苏里曼和男教练设置为“坏人”（villain）角色。尽管苏里曼最初给了特鲁迪参加奥运的机会，但他禁止女运动员在船上训练，导致特鲁迪在奥运失利，并且在她泳渡英吉利海峡时，在背后作梗，派遣男教练阻挠其泳渡。

与亦正亦邪的苏里曼相比，男教练则坏得更鲜明、彻底。他固执地要求特鲁迪游蛙泳而非速度更快的自由泳，原因是他只擅长蛙泳。在训练时只允许特鲁迪吃水果，并在她泳渡时两次设计陷害，故意想触碰她使其失败，往茶里下晕船药导致特鲁迪陷入昏睡。

神助者（donor）是给予英雄某些东西（实体对象、信息或忠告），有助解决叙事的角色。在影片中，母亲、姐姐梅格、比尔·伯吉斯充当了神助者。是母亲最初坚持送女儿去学游泳，靠做手工赚游泳学费，特鲁迪才有机会接触游泳。姐姐在特鲁迪陷入迷茫时，鼓励她泳渡英吉利海峡，从而促使其下定决心。比尔·伯吉斯则在特鲁迪第二次泳渡时提供引导，给予路线、水温、食物等关键技术支持。

故事中的帮助者与神助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不过，“帮助者”还要多出一个父亲的角色——父亲在最后时刻同姐姐一起来到特鲁迪身边，陪伴她渡过英吉利海峡。一方面，他是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从一开始便反对女儿学游泳，对特鲁迪创下的世界纪录不屑一顾，一手包办姐妹的婚姻。另一方面，他对女儿的爱，以及特鲁迪的坚持，最终使其改变态度，陪伴女儿渡过海峡。

在传统叙事中，公主（princess）经常是受坏人胁迫，而在最高潮又有待英雄拯救的角色。英雄（hero）则以男性为主，任务是恢复均衡状态，通常是拯救公主，并且赢得美人芳心。

但在本片中，公主与英雄的角色集于特鲁迪一身。她是公主，多次遭受坏人阻碍，她同时也是英雄，遭遇挫折时，她并不等待某个英雄来拯救，而是凭借自身努力走出困境。

片中特鲁迪遭遇了三次重大挫折与考验。第一次是巴黎奥运失利，她面临嫁人、放弃游泳的命运，但她最终找到了“泳渡英吉利海峡”这一目标，并果断出击，拉到赞助，摆脱了原本的命运。第二次挫折则是首次泳渡英吉利失败，她听了伯吉斯的分析后，意识到男教练的陷害，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决定再次尝试泳渡英吉利海峡。最后的考验则是第二次泳渡英吉利，在14小时又31分钟里，她遇到了大大小小的阻碍——泳镜进水，水母群，海水冰冷导致体温下降，黑夜降临，在古德温金沙迷路……

破除这些阻碍的关键，并不是他人的拯救，而是特鲁迪自身的能力与意志。因此，特鲁迪既是公主，也是英雄，是她在一次次危难中拯救了自己。

如何跨越自己的“英吉利海峡”？

一板一眼遵循传统的叙事模式，也使《泳者之心》成为一部工整而平庸的人物传记电影，这也是其被诟病为“流水线作品”的原因。

在主人公成长的路上设置一个个阻碍，再使其一一克服；让主人公在中途遭遇重大挫折，但一定会振作精神并再次尝试，最终取得成功。这种千篇一律的模版使影片显得同质化，如果将故事的主人公特鲁迪换成任何其他伟人，似乎没有任何区别。

影片强行设置的一系列困难显得模式化，无论是脸谱化的“坏人”，还是将特鲁迪在巴黎奥运原本收获的金牌抹去，都仿佛是“闯关打怪”般的情节安排。哪里该成功，哪里该失败，观众早已对这些“关卡”的结果心知肚明。这些刻意的安排，或许可以被解释为强调当时女性身处的困境，尚在合理的加工范围内。

而影片更难以回避的缺陷是，用情感代替了理性，用情绪渲染代替了细节展现。影片过于强调主人公经历之曲折、意志之坚强，却始终缺乏更扎实的刻画。

特鲁迪的游泳训练仅在一开始匆匆带过，之后便开始一系列快节奏的情节推进。甚至到了泳渡英吉利海峡的重头戏，也没有对特鲁迪的训练细节做出任何交代。影片也始终缺乏对特鲁迪的向内刻画，她的行为动机、心境变化，观众都不得而知。于是，主人公坚强的意志成为达成目标的唯一条件。微观层面的薄弱使得整部影片浮于表面，电影原型更加复杂的现实人生被简单化。因此，尽管花了大半部影片来铺垫，最后的泳渡重头戏依然显得有些疲软无力。

与主人公原型的经历相比，《泳者之心》的改编平平无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被特鲁迪·埃德尔所打动。

特鲁迪·埃德尔

特鲁迪耗时14小时又31分钟，成为首位泳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并且，以近2小时之差，打破了先前男性泳将纪录，此后彻底改变女子运动的演变。

整部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特鲁迪被迫与同行的船分离，独自面对黑夜中的大海。黑色的海面汹涌起伏，特鲁迪独自漂浮在海水中，被浪吞没，又浮出水面，如此反复。没有尽头的黑暗随时要将人吞噬，个体是如此渺小，强烈的无助与恐惧席卷而来。

这个画面引发的是跨越百年、全人类的共鸣，也抛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如何孤独地面对困难？

它是英吉利海峡，是10米高的跳台，是50米的泳道，也是日复一日的工作与生活。

特鲁迪选择坚持，维持着动作和呼吸与大海对抗。

巴黎赛场上的运动员选择一次次弯下腰，跳入水中，握住吊环，挥动球拍。

2024年巴黎奥运会

面对压力、恐惧和孤独，一百年前的特鲁迪与一百年后的巴黎奥运遥相映照。人类的坚韧与勇气，如海岸的篝火燃烧、传递，这是运动精神，也是“泳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