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争论10年：法理、情理如何割裂？

　　目前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性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不得早于20岁”。 这个规定始于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年，也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法律映射。

　　10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出生率的下降、晚婚晚婚趋势的日益突出，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纷纷提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但是，民意调查似乎不是“看涨”。 有网友揶揄说：“降了也没有人生”，“应该堂堂正正地提倡neet吗？”

　　这个话题第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是在2012年。 当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男女18岁”的倡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7年，她再次把这个建议带到两会上，又不想赶舆论浪潮。

　　此后，在2019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草案2审稿审议时，“是否应该降低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的立法议题成为网络话题。 实际上，第二年公布的《民法典》没有调整法定结婚年龄，但近三年来，法学家相继呼吁“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十年来被反复提及呢？ 最近，许多主流学者和倡导者与《澎湃新闻》深入交流了他们的观点。 除了低生育的现实，“国际最高法定结婚年龄之一”、“与成人年龄的冲突”等理由也被很多法学家提及。

　　究其根源，都要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说起。

　　2022年2月14日，太原，新人在民政局领证。 中新社记者武俊杰资料图2022年2月14日，太原，新人在民政局领证。 中新社记者武俊杰资料图

　　“法定结婚年龄”是怎么写在法律上的？

　　一切都要从我国公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颁布了2部婚姻法，第一部是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二部是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 1950年《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男20岁，女18岁，必须结婚”，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法定结婚年龄。 1950年《婚姻法》同时确立了婚姻登记制度。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下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命令。 图为《中国档案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发布。 图为《中国档案报》起

　　“男20岁，女18岁。 这意味着男女结婚不得早于这个年龄，是法律对申请结婚登记男女的最低年龄限制。 当时的目的是防止早婚，防止“童婚”。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研究员、性别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薛宁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前，征婚、包办婚姻、拐卖妇女、纳妾多妻的现象广泛存在。部《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新婚姻制度，被外国学者誉为新中国的《妇女恢复人权宣言》。

　　到1980年《婚姻法》年，男女结婚年龄分别上升了2岁。 其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性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不得早于20岁。”

　　“当时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国人口迅速增长。 1980年《婚姻法》年男女法定结婚年龄分别提高2岁，是受到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社会因素的制约，从而推动了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 ”薛宁兰介绍说。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是“普婚普育”，婚姻往往是生育的前奏。 1980年《婚姻法》年，“婚”和“育”两者都有倡导性表达的——第六条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也有规定。

　　自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计划生育口号开始出现在许多农村。 图为《中国日报》新浪微博在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计划生育口号开始在许多农村出现。 图为来自《中国日报》新浪微博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净增人口3.2亿多人，远远超出社会承受能力，晚婚晚育控制生育也是必然选择。 ”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那么，什么是“晚婚晚婚”呢？

　　“晚婚晚育，就是提倡晚婚晚育。 一方面通过规定较高的法定结婚年龄来控制早婚早育，另一方面，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也不建议结婚，提倡晚一点再结婚。 具体来说，晚婚是指在法定结婚年龄的基础上再推迟3年以上。 也就是说，男性25岁，女性23岁结婚。 ”。 鲁晓明介绍。

　　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较详细地规定了“晚婚晚婚”，明确了其奖励政策。 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婚，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其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晚婚晚婚，可以享受婚假、延长产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关于上述规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网发布的《小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大于释义》规定，第18条规定的“晚婚”是指超过法定(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男性22岁，女性20岁)并初婚3年以上，即“晚育”通常指已婚育龄夫妇达到晚婚年龄后首次生育子女。 也就是说，女性24岁生孩子是晚育。第十八条释义同时指出，提倡晚育，也要考虑科学育儿，不是越晚越好，育龄妇女如无特殊情况，生育时间宜提前30岁。

　　其实，我国初婚年龄已接近30岁关口。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

　　在一些地区，初婚年龄已经过了30岁的关口。 安徽省民政厅数据显示，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2010年，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但到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8.67岁，10年间落后了近4岁。 同时，女性生育意愿持续下降，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显示，育龄女性平均计划生育数为1.64人，低于2017年的1.76人和2019年的1.73人，生育主体“90后”、“00后”为1.54人和1.44人

　　其原因在于，2022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与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发布会议上表示：“目前，‘90后’、‘00后’作为新型婚育主体，部分长短和工作在镇上工作，受教育年限长结婚延期增加了妇女终身不结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婚晚婚”已成现实的今天，这一倡导性话语已被相关法律法规删除，取而代之的是“适龄生育、优生优育”。

　　“《民法典》删除了《晚婚晚婚》。 这反映了老年少子化时代的客观需要，为“适时结婚生子”新理念打开了方便之门。 ”鲁晓明说。

　　我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该日起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等9部法律同时废止。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第一千零四十七条规定：“结婚年龄，男早二十二岁，女不得早二十岁”，与以前《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相同，但第六条规定“应当鼓励晚婚晚育”

　　同样，《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在修正中消除了“晚婚晚婚”。 2015年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2001年刚刚出台的“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和“晚婚晚育”奖励规定。 2021年修订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新增作出了“国家提倡适龄婚姻、优生优育”的规定。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生育政策也从“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按条件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逐步放宽了——2013年底“一孩两孩”的放开。 2021年5月发行了《三儿》。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鲁晓明向大会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他说，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2岁，女20岁，这是“晚婚晚婚”理念的制度化，是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远远超过社会承受能力的现实国情，而现在中国的出生率

　　因此，他建议修改《民法典》一千零四十七条的规定，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结婚年龄，不得早于18岁”。

　　“因为根据结婚自由的原则，大人结婚与否应该自己决定，法律没有必要介入。 法律限制刚成年的人结婚是在人口膨胀的情况下抑制生育的手段。 既然人口增长不再是社会问题，这样的限制就没有必要了。 ”鲁晓明说。

　　“从比较法来看，国际上没有几个国家采用20岁以上的法定结婚年龄，但只有我国要求男女都在20岁以上。 ”据鲁晓明介绍，一般国家法定结婚年龄在男18岁、女16岁之间。

　　他从比较法的做法上写道，女性16岁以上有结婚意愿的，通常确立专利制度，赋予父母、监护人、监护监督机构、法院补充其行为能力的权利。 《日本民法典》第737条规定：“一(未成年子女结婚，须征得父母同意。 )二)父母一方不同意的，有另一方同意即可。 父母一方不明、死亡或无法表达其意愿的情况也是如此。 ”

　　晚婚晚育背后的人口结构风险

　　“我想让大家知道，‘晚婚晚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顺应时代调整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争议。”鲁晓明说。

　　“18岁就可以结婚了。 是提高离婚率，提高单亲家庭的节奏吗？ ”

　　“我不赞成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十八岁的父母在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可能不利于提高育儿水平和人口质量。 ”

　　“结婚后，很多家庭都会生孩子。 20岁左右的很多人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 会更低。 孩子的养育问题，怎么解决？ ”

　　“18岁结婚生孩子，成为3个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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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晓明的提案在媒体上公开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对此，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反对的声音不少。 也许，这个提案给年轻人带来了压力，让他们感到不安，“好像被催着结婚”，所以反对的声音也可以理解。

　　但鲁晓明表示，他的建议是实事求是、“按是非曲直”提出的。

　　今年3月，鲁晓明在《政治与法律》期刊发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文章，详细阐述了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理由。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婚姻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人口生育制度上，而很少关注法定结婚年龄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鲁晓明在文中写道。 他在文章中提出，应该修改法定结婚年龄制度，降低结婚许可年龄，通过变革婚姻抚养制度来刺激生育，改变失衡的人口结构。

　　鲁晓明在文章中说，“社会老龄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退出劳动者行列，加入供养者行列，”他引用这样的数据说，“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64亿，人口抚养比将达到50 % 届时，将出现两位在职人士抚养一位老人的严峻局面。 ”

　　他认为，反映晚婚晚婚政策的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对成人婚姻实施了过于严格的限制，加剧我国人口结构的风险不容忽视。

　　“出生率低的原因非常复杂，人口政策、城市化、教育水平、生育成本等多种原因都有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下降。 但对于其他国家出生率的下降，晚婚晚育政策显然是我国出生率迅速下降的重要因素。 ”。 鲁晓明还说：

　　10年前，也就是2012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男女18岁”的建议。

　　“最初关注结婚年龄问题是因为关注人口问题。 ”近日，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组长黄细花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我在学习生态学。 生态重视平衡。 如果不平衡，就会出现结构性问题。 人口也一样。 考虑到一对夫妇至少要生两个孩子继承，有的人不孕不结婚，一个家庭至少要生两个以上的孩子才能平衡人口结构。”黄细花分析说。 但她也观察到，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这个水平，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交替水平，达到世代交替水平后，出生和死亡将逐渐平衡。 实际上，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至今已经30年了。

　　2010~2020年我国总生育率变动趋势。 图中的数据是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数据，采用循环推移计算方法推算出来的。 图为《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基于增强经济实力的认识》(《人口研究》2022年7月)。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近年来，(我国)总生育率下降到1.3以下，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 该文还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高法定结婚年龄，缘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计划生育政策。 那么，现在社会条件变了，政策鼓励生育，为什么不恢复法定结婚年龄呢？ ”薛宁兰说。

　　“自主生育是人口学界早就提出的生育政策调整建议，民事法律环境也要变革。 ”薛宁兰表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从限制夫妻生育入手鼓励夫妻自主生育的民事法律措施之一。

　　从《婚姻法》到《民法典》的大讨论

　　对于很多支持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推广者来说，民法典的编纂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2019年6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篇2草案时，“是否降低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的立法议题一度成为热点。

　　据《民主与法制》周刊2019年报道，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建议大幅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女均为18岁。

　　张苏军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把法定结婚年龄定在18岁左右”，专家学者认为“法定结婚年龄应该与成年人相对等，在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情况下，有权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

　　这个提议引起了千层浪，这几天，法定结婚年龄成为了网络的话题。 有媒体在微博上发起了该话题的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6.2万名参与者中，14.2万人赞成将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42.9万人表示不同意，暂时没有表态的有9万人。“网络‘炒’这个话题，超出了我们的意料，”薛宁兰说。

　　薛宁兰介绍，民法典编纂期间，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成立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辑起草的项目组，她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负责相关工作。 “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是由大学、科研机构、法律实务界从事这方面教育、研究和司法实务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大家都认为我国法定结婚年龄规定太高，必须调整，但也有很多人认为降至18岁，步伐会不会有点大，建议降至20岁。 ”。

　　“但是，降低到几岁比较好呢？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件事不会是拍拍脑袋想的。 ”薛宁兰说。

　　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刊登《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文章，阐述了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想法。 本文主张，将来男女法定结婚年龄合起来确立为18岁，与成年年龄相等。

　　“从民法看，自然人18岁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婚姻是民事行为，男女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意味着他们有结婚的行为能力。 为什么男女的结婚行为能力会高于男女的成年年龄呢？ ”薛宁兰说。

　　同济大学法学院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徐文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看到反对降低结婚年龄的呼声，“18岁还不成熟”，“可以增加到20岁，作为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来对待。” 法律为了照顾做不到的人，不应该限制已经做了的人吗？ 这感觉“爸爸的味道”很重。 ”

　　徐文海也支持将法定结婚年龄定为成年年龄。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以消除民法典总则编中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规定与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差异，有利于《民法典》内部的协调”。

　　“18岁的人甚至被赋予了选举这一重要的、应该拥有更完整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政治权利，为什么在婚姻这一个人问题上不赋予他权利呢？ ”徐文海说。

　　“很多人反对把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可能是他不知不觉中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就必须结婚了，这是一个误会。 ”薛宁兰解释说：“其实那是资格的授予，是法律的基础。”

　　徐文海表示，调整法定结婚年龄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法定结婚年龄存在男女差别？ 根据是什么？ ”对此，数字专家的观点一致，认为法定结婚年龄必须男女同龄。薛宁兰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机构——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表示：“一些国家规定了男女最低结婚年龄。 这一规定没有正确假设女性心智发展速度与男性不同，也没有正确假设结婚时生理和心智发展不重要，这些规定应该废除。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联合国保护妇女人权最重要最全面的法律文件，被称为《妇女权利宪章》，中国政府于1980年签署了该公约，成为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这种解释的意义之一是，自然人一旦成年，就有不分性别，一律平等缔结婚姻的资格，代表了法定结婚年龄立法的国际潮流和发展方向。 ”薛宁兰说。

　　结婚年龄的弹性

　　2019年10月21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 草案三审稿暂不修改法定结婚年龄，维持现行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 男性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不得早于20岁。

　　当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都认为，现行法定结婚年龄的规定已经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熟知和认可，如果要修改，是婚姻制度的重大调整，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评估之后再定。

　　在2020年5月《民法典》公布之前，法定结婚年龄仍然固定在男性22岁，女性20岁。

　　“《民法典》刚刚生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大的改变。 所以现在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并不是适时的。 ”徐文海在2021年发表的《小于民法典大于视阈下降低法定婚龄的可行性研究》文章中写道，他同时表示，“政府要澄清社会大众对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理解的误区，明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不是强制提前结婚，而是起引导作用

　　“我不认为大家真的抵制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他们反对的是不负责任的婚姻。 其实这可以通过婚姻家庭教育来解决，有助于年轻人建立更好的婚姻家庭观，而不是提高结婚年龄。 ”徐文海说。

　　他还指出，应当认识到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对人口增长的效果可能有限。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并不一定能改善初婚滞后和低出生率的现状，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青年晚婚、不婚、晚婚和不孕的影响，适当鼓励早婚，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

　　从历史上看，我国不同时期设定“结婚年龄”起到了调控作用，但实际影响人们婚姻选择的，仍然是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上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思路。

　　实际上，我国存在“法定结婚年龄”和“政策结婚年龄”两种形式，基于“五普”长表数据的研究显示了不同时期结婚年龄的约束效应。 该研究主题为《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发表于2005年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文章指出，1983年至1994年，男性结婚比重低于法定结婚年龄，在35%以上，但自20世纪83年代后期以来，早婚现象呈下降趋势，男女晚婚比重逐渐上升。

　　文章指出，90年代以来，农村青年男女结婚行为中晚婚率大幅上升，低于法定结婚年龄的比例显著下降，但仍然保持一定比重的情况并存，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作者认为，这是农村青年谋生方式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领域社会状态的反映。

　　文章称，虽然很多时期都有法定结婚年龄、政策结婚年龄达到才登记结婚的政策，但多地还采取了“早婚”措施，比如只办婚礼不登记、篡改户口本年龄登记、直接同居等。

　　黄细花见过这样的事实“早婚”带来的后遗症。 她在公众号上想起了为什么在2012年两会上提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 “因为同学的女儿，20岁的时候生了孩子，没有上户口。 因为没有结婚证”。

　　“所以我想从法律层面，赋予年轻人和婴幼儿更多的权益，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本意是部分的朋友理解，不是大家18岁结婚。 ”黄细花这样写道。

　　2012年、2017年，黄细花两次提出“法定结婚年龄定为18岁”的建议，每次都引起广泛话题。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黄细花已经提交了数十项人大代表建议。 内容包括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取消“超生排斥”、淡出计划生育标语、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事务、全面放开生育，“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只是其中之一。“面对小大国、国家的人口社会现状，我们必须珍惜我们所有的选择。 18岁，责任和义务在一起的年龄，政策不会强迫每个人。 理解才是繁荣的根本。 ”黄细花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