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曹雪芹，她也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巨大著作

◎裴雪如

1929年，坐落法国的格拉塞出版社里弥漫着惊惧的空气，莫里亚克垂垂老矣，拉蒂盖与世长辞，贝尔纳·格拉塞手里的作家链条堕入了青黄不接的窘境。突然之间，一筹莫展的他发现了一部名为《大卫·格德尔》的手稿，被这部长篇小说所结构的国际深深震惊。小说以金钱为支点延伸出人物的星系：为了钱与生意伙伴反目成仇的大卫·格德尔，他的妻子和女儿（可悲的是他宠爱的女儿并非亲生）一点点不在意他的死活；对她们而言，他仅仅是一个为她们供给优渥日子的具有利用价值的纽带。这个可恶可憎却又可悲不幸的父亲，付出全部后迎来的只是苦涩的逝世。作家笔下凝结出的粗粝、老练、冷峻的笔法令贝尔纳·格拉塞欣喜若狂，他判定这是一颗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

然而这份手稿上除了一个孑立的信箱号并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这引起了审稿人无尽的遥想与猜想，但起码咱们一致确定这是一个男性作家。所以，当他们找到原作者时不由大为愕然——竟然是一个年青、面庞安静并且在小说寄出后并未继续创作而是选择去怀孕生子的女性。以至于贝尔纳·格拉塞疑虑地询问了她许多问题，才敢最终确定她并非某个躲在暗地的知名作家的提线木偶。而这部如此老到而有力的著作在它的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心中，不过是“没什么分量的小说”“一本人们谈论半个月后就会忘光的书”。

脱胎于原生家庭的文学光谱

120年前的2月11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在这样一个基辅上流阶层的家庭中：她的父亲雷翁·内米洛夫斯基，一个投机的金融家、常常离家不归的生意人、张狂的嗜赌之徒；她的母亲范妮·内米洛夫斯基，一个自负于美貌但毫无责任心的妇人，沉醉于财富的沼地与外遇的快感，不断地搽脂抹粉对镜顾影自怜，对自身容貌的变老有着精神病式的癫狂抵抗与恐惧——母亲生下伊莱娜仅仅是为了讨老公的欢心，以至于她把这个女儿视为芳华走向凋谢的标志，在这个女儿出生后便彻底甩手给了奶妈，跟着岁月的流动又将她托付给了家庭教师。乃至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之后，她的遗孤——两个女儿去投奔外祖母，后者竟将自己的亲外孙女们拒之门外，而让她们去孤儿院自生自灭。这种病态与畸形的家庭环境填充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文学光谱，以至于来自于犹太家庭的她从前一度被批判为反犹主义作家。她战前的小说裹挟着剧烈的强音般的私人道，透过一种大方得近乎残忍的诚恳让读者得以有迹可循地窥探她的家庭、日子与情感：对父亲怀有迷恋的怜惜，对奶妈和家庭教师充盈着依恋的厚意，以及重复呈现的夹带浓烈私货的对母亲的仇视、憎恶与报复。

1935年出版的《孤单之酒》正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自我日子折射的镜像。在这本小说中她开始局部运用灵光乍现般的预叙（提早预告之后产生的事）——这样的预叙有时乃至只是一句话带过，预知未来的火柴给小说点着了一种无可避免的宿命感，此技法后来被沿用到《契诃夫的终身》。在《孤单之酒》中，她借主人公埃莱娜之口吐显露自己的心声：“我孤单，但我的孤单苦涩又令人陶醉。”埃莱娜长大后，制订了针对母亲的报复计划，凭仗自己的美貌夺走了母亲的情人又无情地将他抛弃，但是在最后，胜利者埃莱娜取得的也只要无尽的空无。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伊莎贝尔》中，这种对母亲的剧烈的恨意达到了巅峰。伊莎贝尔的故事出自《旧约》，是古以色列亚哈王的王后，因信奉异教神灵而虐待先知。在小说的最初，美貌的女性格拉斯迪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的情人贝尔纳·马丁，许多证人轮流上场让整个案件堕入到了众说纷纭的迷雾中。小说的第二部分正式进入格拉斯迪蜡烛般逐步燃尽的人生，本相逐步被勾勒出来。《伊莎贝尔》叙事节奏川流不息地迅速推动，牢固地攥紧了读者的心弦。由于小说一直致力于叙事的推动，在结束前还是导致了必定程度的崩塌，但毕竟还是成功塑造了一个极点病态的女性一起也是母亲的形象：为了保存自己芳华永驻幻想，需求张狂控制他人之爱，乃至不吝偶尔悄悄摸摸放低身段在色情场所服务，连毁灭自己亲生骨肉和外孙的美好也在所不吝——这个形象实际上就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实际中母亲的描写。在小说的结束，实际上是多年前被她遗弃的外孙贝尔纳·马丁经过一种献祭的方式完成了一场绽放鲜血的黑色复仇。

与契诃夫同享呼吸

《契诃夫的终身》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已完成的著作中最美妙也是最动听的一部小说。而让《契诃夫的终身》与作家其他著作区分开来的，是那从始至终缭绕着的奠基于哀痛之上的温柔笔触与倾泻于人物的浸透怜惜之泪的目光。契诃夫的哀痛源自于无处不在的挤压，由内而外，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为咱们勾勒出了一个将契诃夫包围起来的严酷环境：他的家庭，独裁者式的家长，为满足他一己私欲而强制他们去教堂唱赞歌做仪式；他的城市，塔甘罗格，乖僻而野蛮，“某些时分，民众其实和统治阶层相同无情无义”。而文学创作领域对于这个初出茅庐家境贫寒的少年而言，“是个能把人饿死的行当”。与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从小饱尝赞誉的长辈相较，契诃夫可谓举步维艰——即使已然名望斐然之时，他那些逾越于时代的戏曲仍然备受诽谤与厌弃，并一次次以失败的形式击打着他的身心。而更为关键的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将这种哀痛包裹在一种轻描淡写的日常性之内，如同她在小说最开篇描绘的那样：“他乃至不觉得有什么不幸，这全部都太寻常了。”这种日常性又赋予咱们一种恐惧的阅读体会，对灾异的淡漠有时远比灾异本身恐惧得多，犹如消音的炮弹被悄然无声引爆后尘土飞扬的余震。当这个城市中犯罪者将女子绑架到土耳其给人做妾时，见到这一幕的母亲唯有叹息“他们又拐了个姑娘”——一个又字包含着杂乱的心情：无法，伤感，习以为常。

小说微妙地平衡了身为列传作家必要的疏离与身为小说作家赋予人物生命力的目的：一方面，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很多援引契诃夫小说和书信的原文，并以一个文学评论者的视角进行精微的剖析解读，透过比较文学视角的镜子将契诃夫与同为俄国国宝级作家的托尔斯泰、同为短篇小说大师的莫泊桑对比照射，闪烁着敏锐的布满着洞察力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尽管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说角度，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常常会在某个纤细的瞬间灵气而不留痕迹地悄然滑入契诃夫的内心，仿佛契诃夫在悄悄向咱们透露他的实在感触。“这染血的手帕意味着……逝世吗？”注意这个语句中的省略号，一个并不有目共睹的中止与延宕让整个语句的节奏改变了。在这个时间，咱们感触到了契诃夫凝望着自己手中染血的手帕的那个画面，并与他一同哀婉地恐惧着逝世。

最为奥妙的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对契诃夫及其身边人注入的怜惜，与契诃夫对其身边人和笔下人物的怜惜产生了美妙的相应，同享着呼吸，造成了一种交互堆叠浸透的作用。咱们透过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温良之眼调查契诃夫，一起经过契诃夫的温良之眼调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国际——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笔法在必定程度上又是秉承自契诃夫的。这本小说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少有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满怀柔情的著作。

未完成的文学登顶

在完成《契诃夫的终身》之后，怀揣着磅礴的野心，沿着托尔斯泰《战争与平和》遗留下的足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开始着手她梦寐以求酝酿已久的鸿篇巨著《法兰西组曲》。在她雄伟的设想中，小说的整体形式模仿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乐章的修建方式搭建与整合起五个部分：六月风暴、柔板、囚禁、巴士底狱、平和。

在《法兰西组曲》中，前史与革命的详细背景现实被隐匿于阴影之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以尖利的挖苦与杂乱的情感线条编织了战争带来的严酷和荒谬，一起又以优雅而寂静的文辞将地狱之火冷却——这样的文辞特别体现在富含美感又与人物情感巧妙融合的环境描写上。这些外部环境的勾勒给小说缀满了诗意的珍珠，笔法纷乱，乃至被抹上了赋有灵性的光晕——作者并不捆绑于视觉感触，而是不断调动着声响、气味等多重感觉并将它们交织在一起。在结合叙事的光芒与明澈的诗意方面，《法兰西组曲》堪与同为犹太作家的约瑟夫·罗特的著作相媲美。小说采用多线叙事，人物错综杂乱交织呈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有条不紊地穿针引线，精心地排布却又自由地出入。

战争不只戕害了《法兰西组曲》中的角色们，1942年7月13日，战争的厄运最终相同来临到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头上——这个从前被指责为怀有反犹主义的作家因为其犹太人的身份被德国人拘捕。她已然预感到，面临的即将是一场前所未有、惨无人道的大浩劫。四天后，她被运送到奥斯维辛，一个月后，在糟蹋与虐待中永远离开了那个地狱，离开了相同荒谬的尘世，而原定五部的《法兰西组曲》只写到第二部。

就像被中止的《法兰西组曲》一样，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生命也就此完结。咱们再也没有办法知道，《法兰西组曲》如果真的被完成将会成为文学史上怎样的一块珍宝；咱们也再没有办法知道，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如果没有这场灾祸，终究可以攀越到怎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