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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研究中心”到“人文研究所”

admin2022-10-23美文摘抄504
  我一两年前就知道要成立这个研究所,但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太慢了。简直让人焦急等待。但是,慢也有慢的优点,并不是很快就能赶上任何潮流。  今天成立的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当然是个新机构,但并不是全新的

  我一两年前就知道要成立这个研究所,但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太慢了。 简直让人焦急等待。 但是,慢也有慢的优点,并不是很快就能赶上任何潮流。


  今天成立的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当然是个新机构,但并不是全新的。我认为它是20多年前北大20世纪文化研究中心的继续,或者说是“复活”。


  我记得“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7月。 在中文系所在地静园五院,楼上的大会议室,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宏伟,但气氛相当热烈。 我记得当时参加的除了主角陈平原,还有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谢冠、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高远东、哲学系的胡军、历史系的欧阳哲生、艺术系的朱青生。 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杨义、赵园、北师大的王富仁、清华中文系的徐葆耕、孙郁(当时他还在《北京日报》,不在鲁迅博物馆工作)。


  二十多年过去了,王富仁、徐葆耕教授已经去世,乐黛云、严家炎、孙玉石等老师也因故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 写研究中心成立会议综述的贺桂梅,当时在读博士生,现在当了导师(中文系党委书记),我们归她管理。 岁月的这些有情也无情的变化,令人哀叹。


  刚才看了人文研究所事务所的资料,觉得和消失的文化研究中心一样,不一样。


  同样,第一,强调了20世纪(或“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转型中人文研究的重要性,也强调了这一研究需要突破学科鸿沟,形成“整体性”、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 其次,这种求真务实的研究,成为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人文传统建设的力量,陈平原常说的“人爱”。


  但是,文化研究中心和人文研究所也有区别。 在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下,前者属于“虚体”,即没有编制、经费、工作单位的三无机构。 研究中心的人员是兼职的,运营经费也依靠自筹。 与人文研究所不同,升级为“实体”。 这不是一件小事。 减少了断粮断饭的风险,陈平原也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辛苦地到处“贴边”。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21世纪以来已经过去了20多年。 这个时间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的延长线,但20多年前世界、中国发生的剧烈变化,恐怕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这里提出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现实的复杂性超出了本来的想象。 二是持不同观点、具有不同知识、理论、经验的阐释者之间,他们的重复、对话、理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既然把人文研究所当成文化研究中心的连接,就有必要总结“前身”的经验。 因为除去个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无论是否存在“中心”这个机构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在我印象中,研究中心的主要成果有三个。


  一是创办高水平刊物《现代中国》,刊登了许多重要论文。 遗憾的是,它是“集刊”,进不了“核心刊物”,论文也没有被“知网”、“万方”等服务平台收录,影响力无疑会被削弱。


  二是主办了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与日本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会议。


  三、组织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丛书》。 据主编陈平原介绍,这套丛书跨越了具体学科界限,兼顾了译与雅俗,着眼于当时与后世的影响力,也就是历史上“是否留下了长久的阴影”。 丛书现已出版,有《天演论》0《章太炎的白话文》0《〈点石斋画报〉选》0《多余的话》0《〈独秀文存〉选》0055-790000055-79000005等十五六种。 丛书无疑对衡量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潮流具有“入口”价值。


  当代中国的人文研究有文学、哲学、历史、艺术乃至文物考古、媒体传播等广阔领域。 从时间上看,即使从鸦片战争算起,也有将近二百年的时间跨度,形成了不同的段落。 北大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十几十年的工作,聚焦晚清、五四,把文学作为拓展、扩张的支柱。 这种情况有其合理性。


  说是“现代中国”“人文”,但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机构,却没有必要包罗万象。 它只能根据机构自身背景、人员构成,特别是主持人的学术背景,来确定各个对象的重要程度,并划分轻重缓急。 因此,可以看出北大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工作,无论是“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系列,还是文学史、学术史系列,都侧重于“晚清”和“五四”。 也就是说,出现了重视“现代”而忽视“现代”的明显倾向。


  从当代中国人文研究的视野,而不是讨论具体的研究机构规划,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记得我的现代文学史英文译本出版后,杜博尼教授在书评中提出了以下批评。 “在本书的前几章中,五六十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读起来非常无聊。 这些争论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和专门研究那个时代的党派关系并对其感兴趣的专家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脱离了历史的常轨,不能预言未来的走向。 除了少数学者以外,还有人对这个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感兴趣吗? 答案很可疑。 ”( 《〈新青年〉文选》,《鲁迅杂感选集》第60期,2008年9月)杜博妮教授的看法在包括海外、台湾、香港地区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具有代表性。 但是,无论是“遗产”,还是“债务”,抛开对它的整理、研究,如何才能真实地丈量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潮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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