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生活到私人交流,我们怎么分析谎言中的伦理难题?
说谎是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的行为,但很少被认真讨论。 谎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吧? 《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试图从哲学上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希塞拉博克不仅考察了公共生活(政府、医药、法律、学术和新闻领域)中的欺骗行为,还考察了私人生活(家庭和朋友圈)中的欺骗行为。
作为伦理学的经典,本书首先追溯了说谎的历史,并对其整个行为进行了哲学辨析。 然后,逐一探讨说谎的个别情况,以及人们为这些情况下的说谎而找到的合理化理由,如白色说谎、对患者说谎、父母对孩子说谎、对敌人说谎、为了保护委托人和同事而说谎等。 探索这些特殊情况下谎言带来的复杂伦理挑战,学会清醒认识谎言,理解和处理不同情况下的谎言行为。
[瑞典]希拉博克着胡萌琦译《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几乎所有的声明和行为都可能意在欺诈。 看本书,你会发现意图明显、毫不掩饰的谎言总是最先出现。 隐藏回避、找借口、夸张歪曲等相对次要的诈骗形式有很多,随时准备支持前面的谎言或取而代之。 此外,还有各种引人误解、但不含任何虚假陈述的欺骗方式,如偷换概念、闪烁其词、岔开话题,有时也夹杂着同样令人误解的沉默和不作为等。
我们的生活就在这各种表里中展开。 从小我们就学到了各种应对方式。 其中有听说过的人,也有见过的人,还有有意识地无视的人。 对于一些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无法认识到与坚决拒绝的谎言的共性,因此也有可能采取宽容的态度。 例如,容忍被称为集团或个人“最大利益”的服务的谎言,打着宣传和自卫等幌子的谎言。 这里要讨论的是,我们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与谎言共存,并重点阐明它们给我们带来的负担。
我们是不是注定要接受诈骗? 这是不能改变的吗? 没有理由这么想。 我们所处的环境因家庭、职业、社会而异,完全有改变的余地。 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呢? 哪些事情由个人推动,哪些措施需要集体努力?
当然,个人可以改变言行,减少生活中的欺诈行为。 他们尽量选择用诚实的方法代替欺骗的手段,逐渐可以学会用坦率的态度处理问题。 他们可以更慎重地应对似乎必须诉诸谎言的情况。 他们可以利用公开检查制定标准,规范欺骗性实践。 另外,他们也可以学会警惕他人的诈骗,即使是小事也能明确表示希望对方诚实。
但是,每个人推动变化的能力都很大很小。 他们在说谎和替代方式的认识上,在推动变化的意愿上,对说谎对自己的影响——和作为说谎者和被欺骗者的——的理解存在差异。 很多人可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中的表里,但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道德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有必要审视自己的行为或寻找其他方法。 有些人无暇顾及。
个人之间的另一个差异也大大削弱了很多人做出改变的能力。 如果你已经想挑战根深蒂固的欺骗行为,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疲惫,决定他们是否坚持到底。 在与欺诈行为作斗争时,如果没有应对后果的力量和自由,人们就会越来越麻木,被忽视,最讨厌欺诈的人也会感到压力。因此,不积极编造故事就会失去工作的年轻记者、在选战中决定职业生涯的政坛新人,可能比工作有保障的人更容易被诱惑撒谎。 但后者长期沉浸在例行公事般的诈骗行为中,变得越来越冷漠。
我们的社会强调个人主义、竞争、强调物质成功是我们社会的特色,同时给个人带来压力,让人们探索捷径。 为了赢得选举,为了增加收入,为了超越竞争对手,这些动机促使人们参加他们本应该抵制的各种诈骗。 他们越觉得这种做法具有普遍性,压力就越大,就越会争先恐后地参与诈骗。
目前,诈骗的社会诱因非常强烈,控制手段明显薄弱。 很多人觉得自己无力置身其中去改变。 因此,期待个人凭一己之力给集团诈骗行为带来巨大变化,只能是一厢情愿。 公共和私营机构有很大的力量影响个人的选择,必须伸出援手改变现有的压力和刺激机制。
在减少谎言的努力中,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首先,政府可以看看自己的做法,评估处理公共事务时的“气氛”。 治愈过去几十年民众对信任和公共生活的伤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其次,政府可以对现有的反欺诈、反伪证法加大执行力度。 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 公务员首先必须遵守相关的要求。 最后,对于社会现有的法律和规章,有必要重新审视它们是否徒劳地鼓吹欺诈行为。 一些法规对个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例如引导人们为了继续领取福利金,或者在对离婚有极其严格限制的社会中允许离婚而进行欺诈。 有些法律甚至要求人们撒谎。 例如,在一些州,当某个重罪犯的潜在雇主询问犯罪记录官是否有案底时,根据法律,犯罪记录官必须予以否认。
私营企业在扭转不良风气方面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 最近的研究表明,商人们认为社会上普遍存在不道德行为,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 这些压力可能直接来自上层,影响下层管理者。 以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低层工作人员为例,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资历较浅的工作人员会积极配合上级表现忠诚。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上下之间不存在这种垂直的交流,压力是间接形成的。 例如,一家公司可能设定较高的生产目标或销售目标,在经济状况不利的情况下,恐怕必须使用一些欺诈手段才能实现目标。 此时,预定目标的激励——首先是坚守工作,其次如果升职、奖金、加薪——过于敏感,就很难抵挡谎言和诈骗的诱惑。1960年通用电气和重型电力机械销售的价格垄断丑闻就是这种情况被曝光的。 多年来,低层管理者参与非法垄断,每年涉及的销售金额超过10亿美元。 他们密谋操纵价格、投标和市场细分,通过秘密会谈、错误代码和伪造的费用账目掩盖不法行为,涉案人员众多。 在这起事件中,高层管理者在向所有下属下达禁止操纵价格命令的同时,在提高利润方面向每个人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现在,有人强烈要求企业确立道德规范。 但是道德规范的作用就像一面盾牌,太抽象了,很多人都在读道德,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进行习惯性的活动。 在商界和制定了相关规范的行业,还需要引入更多的措施。 工作中遇到道德问题时,规范只是出发点。 非专业人士,特别是受行业实践影响的人,如客户和患者,必须参与行业道德审查,并在行业管理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要落实和加强对违反行业规范者的处罚。
这样,如果能改变诱导诈骗的激励,整个社会都会受益;如果诈骗带来的好处变少,就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诚实的价值。 有时,这种改变并不容易实现。 例如,各大学近年来发现,新生家长往往谎报家庭收入,以牺牲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奖学金。 如果事先通知父母,就有可能被要求出示所得税申报表,谎报收入的情况会大幅减少。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交流评估时、投票选举时、拍卖投标时等,都可能没有这样的讨论手段。 大型机构的专家们经常给出虚假的评价意见和预测,影响了人们的选择,最终决定走向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
尽管如此,人类还是有能力找到鼓励诚信的方法。 很多人开始思考可能的变化方式,特别是经济学家们试图在投票、专家建议、谈判、竞争等活动中引入诚信奖励机制。 他们建议将数学经济学引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从日常的社会实践过程着手,使人们在面临重要选择时能看到诚信带来的利益。 这样,现在就鼓励诈骗,掀起横空出世的社会风气和扭曲,造福所有人。
教育机构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首先,他们也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做法。 树立榜样的时候会遵守诚信吗? 如何应对作弊、模仿和欺诈的研究? 什么样的压力导致了这些行为? 哪个学科,在什么范围实际上教学生欺诈性的技术? 法学院的课程在法庭战略方面有底线吗? 商学院课程对谈判沟通有什么限制? 其次,教育训练中可以做些什么,使学生更有洞察力,更好地应对职业生涯中可能遇到的各种表里把戏? 大学、护士学校、警察学校、军校、会计学校和许多其他教育机构都需要知道如何才能鼓励学生做出最好的道德选择,期望并坚持什么标准。……
这些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不可能完全清除谎言,但毫无疑问会减少、削弱。 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看到谎言被引用的理由往往是站不住脚的,意识到谎言会掩饰和助长其他错误行为。 信任和诚实是无价之宝,但要打破却容易而难以重建。 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才能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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