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宫文学史进行整体研究，不仅丰富了对宫廷文学文化价值内涵的认识

　　宫廷文学是中国封建王朝制度下一个特殊的文学形态。 到明清时期，明成祖以后以帝王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基本上以北京紫禁城为中心，所以这一时期的宫廷文学史可以称为“故宫文学史”。 对故宫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宫廷文学文化价值内涵的认识，为正确评价和认识传统皇权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奠定理论基础，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全面认识明清文学历史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格局。

　　发展脉络：纵贯明清两朝，辐射宫廷内外

　　故宫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空间、以皇族为核心群体的文学活动及其作品。 具体包括皇族和紫禁城其他成员如妃嫔、宦官等文学活动和作品，与紫禁城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档案、建筑和绘画等文物，与皇帝文学活动关系密切的大臣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外国使节、宫廷传教士等与紫禁城关系密切的特殊群体的文学活动和作品等四个方面

　　明朝创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文化政策，这虽然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活跃程度和创新程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他们在治国实践和日常活动中写了大量的作品，《明太祖文集》0《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00000755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雅正的文学观念。 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的内阁体是明代初期最重要的文学流派。

　　太祖和成祖之后，明代许多皇帝都有普通的文学成绩。 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拜基、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钧等都有自己的文集。 此外，明代藩王文学中也有不少他们与大臣之间的唱和作品，如明世宗时在世的《宸翰录》《宸章集录》0755等，尤其是朱有炖、朱权的杂剧执笔，在以诗文为中心的一般创作语境中，具有独特的文学性

　　人进紫禁城以后，故宫文学史就进入了清朝阶段。 清代初期的首要问题是满汉与遗民问题，不仅影响了清初的文化政策制定，而且影响了写作在宫廷的结构性发展。 同时，作为满人皇帝用汉字书写，本身极具文化和政治内涵，康熙、雍正、乾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康雍干三个时期是清代宫廷文学的高峰。 这一时期，皇帝不仅自己编写了大量的文集，而且自己编纂了《辅臣赞和诗集》 《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等多部文学史选集。 其中首次以官方名义编纂的《御选唐宋诗醇》 《钦定词谱》 《钦定曲谱》具有古典意义，尤其是《佩文韵府》是部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的著名类书。 那时，皇帝和大臣不仅对唱和，而且对大臣的文学作品也有很深的阅读兴趣，例如与康熙关系密切的王士祯就按照皇帝的命令将自己的三百多部作品编为《佩文韵府》，以供康熙参观。 这一时期皇帝的文学创作与皇帝的其他文艺活动逐渐形成了整体美学风格，如皇帝个人不仅爱好文学，而且非常关注宫廷日常生活中的工艺品制作、陈设等，这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尤为突出。 雍正特别喜欢黑色宫廷的日常器物，不喜欢在制作上张扬，喜欢含蓄的美。 这些制片厂档案中留存的重要史料，也构成了理解这一时期故宫文学史不可或缺的美学角度。康熙、乾隆时期两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对清代文学、学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彝尊等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紫禁城成为皇帝近臣。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有机会与皇帝进行文学交流，而且影响了紫禁城外的文学活动。 另外，乾隆提倡编修《四库全书》，对宫廷内外的文学文化活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纪昀为首的编修大臣在提要写作中对中华文学的总体看法，体现了独特的文学史视角。 纪昀这样的词臣文学成为了影响宫廷以外文学风气的纽带。 这一时期，清代故宫文学与明代文学又形成了连续性。 这体现在宫廷剧对明代小说的改编上，体现在对朱彝尊《明诗综》等明代皇族诗歌的选择和评价上。 这当然不仅体现了明代皇族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也与清代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息息相关。 清代宗室文学也值得同样重视。 从康熙开始，历经雍正、干隆朝编撰完毕的《皇清文颖》，收录御制诗文24卷，宗室诸王诗文和臣子颂100卷。

　　雍干之后，清代皇帝仍然继承了他们祖先的文学传统，有文集。 例如嘉庆皇帝《味余书室全集》等，道光皇帝《养正书屋诗文全集》、咸丰皇帝《清文宗御制诗文》、同治皇帝《清穆宗御制诗文》和光绪皇帝《清德宗御制诗文》等。

　　近代以来，故宫文学史上表明，文学活动由以皇帝为中心转向以名臣为中心。 曾国藩、张之洞等名臣或地方州长及其幕府集团，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和学术风貌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了故宫文学史的变迁。 在宫廷剧的创作和演出方面，与明代宫廷剧存在连续性，如礼仪功能和宫廷娱乐功能； 但清宫戏剧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主要是域外文化因素深入紫禁城，影响宫廷内部的审美变化，剧本内容和演出空间装饰也影响了宫廷戏剧活动的变化。 实际上，干隆六十年( 1795年)创作的节令承应戏《四海升平》，取材于干隆五十七年( 1792年)马戛使华。 到了光绪时期，宫廷戏剧表现出更多的雅俗互动和宫廷内外的互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一九一二年溥仪退位，一九二五年成立故宫博物院。 这时，故宫文学活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走向终结，对故宫文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研究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

　　故宫文学的内涵不仅包括诗文赋，还包括小说、戏剧、娱乐文学、匾额楹联、诏书等。 打破文体边界，打破艺术媒介边界，是书写新故宫文学史的重要学术路径。 故宫文学史应从宫廷文学史的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的定位，进而走向世界文学史的定位。第一，政治文化视阈的故宫文学史。 故宫文学史的发生空间处于政治最高权力机构的中枢之中，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绝非轻易为政治服务。 因此，从政治文化话语的角度可以打破对宫廷文学单一的束缚权力，打破强调政治应景的成见，看到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故宫文学史为明清礼制与文教制度一部分。 故宫文学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帝王、宦官、馆员、词臣等他们之间的文学交流，本质上是独特的明清政治文化话语。 同时，遗民、满汉等身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因素，它们也时隐时现，多少影响了故宫文学史的形成。 故宫文学的文献形态非常丰富，包括御定、御选、御制等宫廷出版物。 这些不同的文献形态不仅蕴涵着帝王的文学观，而且具有政治文化意义。 另外，文言监狱是故宫文学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利用清宫文言监狱档案深入研究故宫文学实践也应是故宫文学史研究的部分。

　　第二，艺术媒介视阈的故宫文学史。 不仅有单一的书面写作形式，也有大量书面写作与物质文化交错的形式，是故宫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方式。 因此，必须以跨艺术媒介的视角从整体上审视和解构故宫文学的美学内涵。 匾额楹联是故宫视觉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个艺术与政治融合的美学装置。 因此，必须从装饰的美学概念和理论视角阐释媒介间政治美学和文化美学的内涵。

　　故宫的建筑、绘画、文学往往体现出整体化的特点。 宫廷剧是故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部点，但它不仅仅是剧本，还与宫廷演出的不同建筑和舞台美学空间密切相关，所以宫廷剧研究必须进一步体现出超越艺术媒介的整体性。

　　第三，朝野互动视阈的故宫文学史。 在一般的明清文学史写作中，宫廷文学的顽固不化或浮华面被无限放大，反映了紫禁城以外的地方文化空间和市民文化空间的文学文化活力。 由此形成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叙事视角，忽视了故宫文学史实践中丰富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交流水平。

　　朝野交流主要是帝王大臣对文学的倡导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大臣与皇帝的交流也影响了宫廷的文学创作氛围。 往往由大臣主导参加的文学结社是朝野文学交流的重要枢纽，帝王不同主政时期对文学结社的态度不同，因此在不同时期故宫文学史上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 宫廷以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创作，也留下了很多对宫廷生活的想象。 这是执政党和在野党交流中内外的独特水平。第四，全球史视阈的故宫文学史。 故宫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宫廷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全球性，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明清转向。 无论是朝鲜、越南、琉球等来华使节团员的记录，还是明清帝王的文集都有很多相关文本。 处理这部点课文，需要文学本位，不能轻易坚持过去的纯文学观。 只有拥有一种大文化史观和大文学史观，才能理解和表达故宫文学史的世界意义。 此外，还要求对不同媒体的文本进行整合研究。

　　围绕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宫廷内的部有很多不同的媒体文本。 例如，最典型的明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事件，不仅有地图、绘画等图像文本，还有诏书、内廷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等。 只有把这些文本看成一个整体，才能理解故宫文学史内在的世界性。

　　此外，故宫文学史还应包括明清帝王文集关于天下观和华夷观、宫廷传教士中国书写的研究。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文学史既有中国传统宫廷文学的共性特征，也有独特的个性。 这个性的地体现在故宫文学的世界层面，故宫文学史是世界文学史的部分。

　　综上所述，故宫文学史研究必须打破一般文学史视角，超越一般文体分类或王朝顺线性研究方法，按照从中华文学史视角对明清宫廷历史资料和物质遗存进行新的诠释，在新时代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语言创新的要求，形成中国文化自觉的文学史语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