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形书大道之至——举古笔说

　　毛笔是传统书写工具中最重要的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对当今大众的理解越来越深。 另外，由于有“重道轻器”的传统，对毛笔缺乏研究和重视。 由于笔者从事中国古代毛笔的研究多年，作者在著作中诞生了“正名”的思想。 最近，笔者的小品《古笔》由中华书局出版。

《古笔》 王学雷 著 中华书局

信阳长台关楚墓笔

汉居延笔

敦煌悬泉置东汉笔

包山楚墓战国笔

　　本以为很难找到书的观音，没想到得到了媒体的关注，邀请他们简述毛笔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 实际上很复杂，不简单。 脱笔，勉强潦草，絮絮叨叨地说：

　　笔来源于画

　　广义上讲，理好发束后，将根部扎紧、压实，再插入对应的笔杆腔中，应该可以说是“毛笔”。 因此，西洋绘画中使用的油画笔、水彩画笔，甚至女性们用来描眉的眉笔，都可以列入这一范畴。 狭义的“毛笔”是指中国古人的创造。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毛笔不仅用于绘画，还用于书写——，这是最重要的区别。 中国毛笔的日常使用，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创造之器和点睛之笔，由此产生了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世界。

　　探讨传统毛笔的起源，最喜欢的是秦国笔下蒙恬。 也就是说，为了加快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蒙恬没有急着用刀契刻字，而是用红缨蘸上颜料书写。 但是，有见识的古人并不一定相信这个传说。 《礼记曲礼》云：“史载笔，士载言。 ”唐代类书《初学记》的编撰者据此认为“秦前有笔”。 《庄子田子方》年有宋元君“揖而立，弃笔墨”之说。 这是“秦前已有笔”的文献佐证。

　　从商代甲骨文算起，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甲骨文字多为先写后刻，这比上述文献认定毛笔的产生要早得多。 尽管如此，这只是表明商代毛笔已经存在，也不是毛笔起源的时期。 人们喜欢把笔和文字联系起来，而忽视了它与绘画的关系，——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会末期的彩陶上出现了毛笔划过的痕迹。 毛笔的产生原与绘画有关，故与广义的“毛笔”相近。 此后，文字出现，与毛笔的关系越来越深。 最终，中国书法越来越巩固了毛笔的形象，狭义性取代了广义性。

　　有其历史

　　要了解毛笔前世，考诸文献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实物研究，出现得很晚。 明清以来毛笔流传至今，宋代的毛笔层出不穷，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笔”也是珍贵的实物资料。

　　但是，这些实物往往有助于其发展，但不足以追溯其源头。 追根溯源，更要依靠唐代以前的实物资料，这要全面依托近代考古成果。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户特旗破城子遗址发现东汉初期毛笔，后被马衡先生定名为“汉居延笔”。 这是唐以前的毛笔实物第一次向人们展示。 两汉时期的毛笔，此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大多出土。 除甘肃敦煌地区外，湖北江陵、山东临沂、江苏连云港地区陆续发现。 这些实物表明，汉代毛笔的制作相当成熟，毛笔的毛主要由兔毛制成，有的还披上羊毛以增加吸水量。

　　在汉代毛笔实物不断被发现的同时，战国和秦代毛笔也相继出土，而且出土实物贯穿于战国早中晚三期。 属于战国初期的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笔，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毛笔实物。 中期为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笔； 晚期有湖北荆门包山楚墓笔、江陵九店楚墓笔、甘肃放马滩秦墓笔。 属于秦代的有3棵，2棵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被发现，其中1棵已经腐朽； 有些发现于湖北荆州周家台秦墓，只有唯一的笔杆。 与汉笔相比，战国笔在造型和制作技术上应明显“原始”。 但这些发现为文献中“秦前已有笔”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

　　笔者写《古笔》这本书主要是致力于溯源，唐代以后的毛笔很少涉及。 唐以前的毛笔为“源”，以后为“流”，汉以后及唐代的毛笔是纽结源流的中间阶段。 汉以后唐以前的毛笔也有少量出土。 东晋时期的物品为甘肃武威旱滩坡前凉墓笔、新疆阿斯塔纳墓笔、江苏江宁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 唐代有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木棒笔和芦苇棒笔。 这一时期出土的毛笔实物并不多，但制作特点和前后差别明显，有的毛笔毛之间有绸缎缠绕，有的笔杆前有粗细，最明显的是毛笔毛和笔杆直径较粗。 这些特征可以看作是中国毛笔制作技术上同侪的变化和创新，同时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研究古代毛笔有文献和实物两种方法。 它们互相生发，加深对毛笔历史的理解。 试图通过考古实物的发现，构建早期毛笔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目前已接近可行。 笔者在《古笔》中特别引用了《图说》来表达这一意图。

　　写书法

　　中国以前也有“铅笔”“竹笔”“木笔”等的制作，但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技术制作体系。 通常毛笔与其他纸、墨、砚组合使用，构成所谓的“文房四宝”。 据冠名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记载：“夫纸为阵也，笔者刀矩也，墨为铮甲也，水砚为城池也。” 但在实际书写实践中，毛笔的作用是首要的。 先秦时期，书写还处于“简帛时代”，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钢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 引用前面《礼记曲礼上》所述的《史载笔，士载言》，唐人孔颖达解释说：“不说简单的话就说笔者，笔为主，余载皆知。”灿烂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是毛笔的创造，也有“书的好坏，笔占其一半”的说法。 (杨宾《大瓢偶笔》 )。 笔形，尤其影响书法艺术的发展。

　　战国的竹简一般在0.5厘米左右，书写这种载体的毛笔相应地尖头，从实物来看也确实如此。 秦汉竹简开始变宽，一般在1.0到2.0厘米左右。 汉代的毛笔，除了个别特殊的制作外，确实比战国笔还粗。 魏晋时期，纸开始普及，“巨款”也普及了。 如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前凉(相当于东晋)文物松木棒笔，锋长4.9厘米，上端棒径2厘米。 此外，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砖房墓出土的“束帛笔头”，锋长约3.8厘米，直径1.4厘米。 这种“大管丰毛”的毛笔画像在唐宋绘画中也很常见，与战国秦汉普遍的细长笔杆形成鲜明对比。

　　毛笔粗细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书法创作形式和风格的变化，促进了书法艺术性的发展。 这也是今后书法研究中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议题。

　　写得有意义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鲜明特色，“形上者称之为道，形下者称之为器”，将“道”与“器”分开。 三国“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说：“凡学者以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而物名从之”( 《中论治学》 )。

　　毛笔研究在学术层面上属于“器”范畴，是“物名”，不是“大义”的“道”或基础性研究。 但是，我想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书法研究者喜欢宏大的议题，比如“书法之道”“笔墨之道”，或者“笔墨”与某种“文化”的关系。 但是，由于笔的基础性研究没有得到重视，所以常常会出现蒙混过关的情况。

　　例如，中国之所以产生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被认为与儒家的“还很柔软”的意识有关。 儒家学派的祖先是孔子，我想在孔子创造儒家文化之前，中国人是不会用毛笔的吧。 何况，即使孔子生前志不从心，自戒为“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家的狗”，他的学说也要到汉代才正式确立。 像这样，到汉代才有毛笔吗？

　　毛笔研究不可轻视。 古人对毛笔的研究见于文字。

　　古人首先重视的是毛笔的政治功能。 东汉邛《笔赋》宣传说：“夫作上圣，立则宪者，不可先执笔。” 西晋成公绥《弃故笔赋》说：“治世之功犹不及笔。 完全可以举出笔者、畲也、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 也就是说，圣人之志，非笔不可宣，实天地之大器也！ ”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治理需要笔完成，而文化离不开政治，毛笔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功能已经包含其中。 近代学者胡韬玉在《笔志重笔》中扮演成公绥的观点，从文化功能和意义上揭示了毛笔的重要性。 “古今之事，不文而详； 文字的复杂性，不是笔就不是纪律。 笔者、畲也、万物之形，然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大器也。 笔功在世，安能文房清供小吗？ ”。 古代的历史、人文、自然之理，都是用毛笔的记载来记载的，其重要性自不必说，它不仅仅是文人雅士书斋的游戏。毛笔是日用品，所以很多人不太在意它的存在意义。 正如成公绥所说，“日用而不诛(悟)”。 因此，明人李诩告诫说：“笔墨二事，士人日和周旋，茫然不知梗概。” ( 《戒庵老人漫笔》 )千百年过去了，今天的钢笔从钢笔、圆珠笔变成了鼠标、键盘。 那些相当于昔日“士人”的现代知识分子，离“笔墨两码事”更远了，这似乎已是大势所趋。 但回顾历史，毛笔对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 时至今日，日本、韩国等国家仍保留着相当多的毛笔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书法”也有着独特的热情。 这表明，作为日用品的毛笔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创造艺术和审美的工具，毛笔仍然发挥着广泛而巨大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一书中写道：“为了历史的存在，它必须被书写和研究。” “毛笔”的历史很模糊，有的不久就会消失。 笔者的任务是把毛笔文化，像拾起散落的玉石一样，尽可能地多捡起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