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稿看夏衍如何改编《祝福》

左：夏衍改编《祝福》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沈芸 提供

王锡荣

上海图书馆东馆于9月28日建成开放。 照本馆的第一次展览是《海上文韵——夏衍手稿文献展》，展出了该馆收藏的夏衍家捐赠的许多珍贵藏品。 我在那里面看到了特别的展品。 这就是夏衍原作《祝福》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 《祝福》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195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1957年获第十届卡罗比佛利山庄国际电影节特别奖，1958年获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之际，《祝福》入选中国电影百年部名片。 展出的是夏衍1955年的手稿，到现在已经67年了。 手稿保存完好，共38页，字迹清晰，赏心悦目。 这份手稿去年已经整理影印出版，现在看到原件，还是令人惊讶的。 毕竟是掌握在夏衍老师手里的。

　　看了手稿，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夏衍？ 对一般人来说，夏衍既是文学家，又是电影工作者。 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在文学史上对他的记载中，最著名的有报告文学《包身工》、剧本《上海屋檐下》等。 而夏衍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中，与鲁迅先生的意见并不一致。 那么，为什么夏衍还在改编鲁迅的作品呢？

　　这里有很多理由。 总结起来，有这些方面。 首先，夏衍有丰富的电影剧本改编经验，有成功改编电影的职业生涯。 他在文学界不太受欢迎，但在电影界是个泰斗级人物。 1932年，夏衍、阿英等按照中文委和瞿秋白的意见进入电影界，组织了左翼“电影集团”。 夏衍是负责人，很快编剧拍摄了《春蚕》 《狂流》等影片，从此中国电影进入了“左翼电影”时代。 此后，夏衍在党领导的电通株式会社，作为《桃李劫》 《风云儿女》等脍炙人口的进步电影的原作、编剧，构筑了左翼电影界的支柱地位。

　　其次，夏衍来自杭州，与鲁迅同乡，也熟悉当地民俗和环境，所以对鲁迅及其作品非常了解。 例如，在第四章开头的《山墺里、贺老六木屋前的“稻地”》中，夏衍特意加上《浙东土话，就是宅前的空地》，表示对浙东乡的亲近。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1956年是鲁迅逝世20周年，党和国家将举行规模空前的鲁迅纪念活动。 实际上，在那之后，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最高标准、活动内容最多样的纪念活动。 包括邀请跨国嘉宾的纪念大会、注释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鲁迅墓的迁移埋葬、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新馆的建设、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建设等。 据了解，当时电影界策划了这部部电影，中央非常重视。 作为当时文化部领衔电影的副部长，他又是一个勇于接受挑战的人，《祝福》的改编由夏衍担任可谓是不二之选。现在，让我们看看夏衍自己是怎么说的。 “《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名作，已经是举世闻名的经典。 这部部电影将于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日上映，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改编工作，并将它视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的重要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对我有利的条件。 一个是浙江人，对绍兴的情况比较熟悉，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小说里的风景人物。 另一个是我小时候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前后动荡的时代，对时代氛围并不陌生。 其中三个是《祝福》几次改编成戏曲和电影，其中成功的。就这样，我大胆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很明显，他带着一种没有责任的使命感接受了任务。

　　他是怎么改编的？ 他这样说道。 “在原著工作中，我的目标是：一、忠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二、保留原著的严谨、朴质、外冷峻、内热的风格；三、原著小说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而影视观众则是更广泛的劳动大军，因此上述”

　　果然，夏衍的一些改编，后来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插曲上。 一是为什么电影隐藏了“我”？ 夏衍早就料到了。 他这样说。 “改编工作开始后，首先面临的难题之一是鲁迅先生是否会出现在电影里。 经过思考，鲁迅先生以《我……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开始，是一种适合小说展开的叙述方式，而小说里的叙述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所以鲁迅先生出现在电影里，反而是写实的真实写照和文艺作品的写照”

　　这似乎有道理。 小说不是回忆录，而是把鲁迅拍成电影，证实了“我”是鲁迅，不是鲁迅的原意。 但是，夏衍说：“这样的话，又会出现别的问题。 那是一个惊险的场面，原作中的祥林嫂对着鲁迅先生问道：“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不得不放弃。 经过权衡，我保留了祥林嫂的这个疑问或希望，把它变成了绝望中自问自答的独白。 ’这似乎是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但是，人们对这样的安排，不太接受。 因为这个“我”，是作品中的第一主角，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我”是有经验的人。 给人一种现实感，就像在眼前一样说话，让他接受。 “我”既是观察者，又是保持客观、俯视历史的视角，全景式展现了人间悲剧的全过程；“我”又是叙述者：为了避免“说教”的弊端，反映了个人的思考。 “我”果然是反省者。 他的思考富有启发性，“小我”的出现，令人深思。 “我”果然是批评者。 深入揭示社会食人真相，入木三分。 最后，“我”是鲁迅写作的惯用伎俩，运用极为娴熟。 因此，夏衍把“我”藏起来，带到祥林嫂与“我”的“灵魂对话”镜头中，作者的思维深度得不到充分的表达，作品震撼力下降。 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一点，这也是电影后来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作为电影的原作者，真的很难做到两全其美。 他确实尽了全力。接下来是关于“打破门槛”的故事。 在鲁迅的原作中，祥林嫂给庙里捐了门槛，觉得自己洗刷了一切“罪孽”，回归了正常人。 尽管如此，鲁四殿大人的不承认，摧毁了她的信念，瓦解了她的精神。 这也可能是她直接的死因。 但是，对于这个重要的故事，夏衍做了改变。 故事讲的是祥林嫂惊讶于自己的命运没有改变，生气地把菜刀拿到庙里打开了自己的“捐款”门槛。 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夏衍有想法。 因为这样对待实际上不是他的发明。 1948年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电影《祥林嫂》，就已经有了“开门红”的情节。 之后，舞台上经常上演的越剧、评论剧也留下了这一幕。 所以，夏衍说：“对我来说，每次看到这一幕，都只是兴奋，没想到离奇或者偏离了祥林嫂的性格。” 他甚至认为：“虽然越剧《祥林嫂》的改编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但对于这部戏，我还是以‘择善而从之’为宗旨，舍不得砍掉。”

　　夏衍这样处理，应该说是有那个时代背景的。 在新中国，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所以没有反抗精神，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因此，应对幻想破灭的祥林嫂抵制封建传统和礼教，是时代精神的合理诉求。 当时有人批评这违背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夏衍不同意，认为这并不违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实际上是基于时代思想的逻辑。

　　另一个争论是，对于祥林嫂与贺老六成结婚时的态度，她是在奋力反抗后才“高兴”的处理。 夏衍说：“原作是在祥林嫂和柳母的对话中带来的。 理由是‘不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强’。 我改写了祥林嫂从笨拙善良的贺老六对她的态度中，感受到了同样被压迫、被实践者之间的同情。” 应该说夏衍这个处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鲁迅的描写绝对真实生动，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无庸置疑。 但是，如果轻易搬上银幕，祥林嫂的话就会被普通观众误解。 因为电影毕竟是电影，电影的语言和文学的语言是不同的。 如果电影真的像人物一样对话，电影院的观众可能会感到违和感和笑。 事实上，在鲁迅的原作中，祥林嫂与贺老六的感情和睦相处，其内在逻辑当然也为贺老六朴素的真实所感动。 所以，夏衍最好这样处理。

　　据说当时夏衍只用了两周就写了初稿。 但从手稿来看，文本写得很仔细，形态成熟，虽然也有一些修改，但总体上相当干净，字迹容易识别。 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夏衍喜欢在修改的时候换成红色的钢笔。 这样可能更容易记住修改过程。 所以，这部手稿，确实是很多宝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