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风雨五百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

　　大搞商贸，抢占金融先机。

　　这两句话点赞了山西人的做生意才能，晋商历经五百年风雨，他们创立的钱庄、票号通天下，经营范围包罗万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

　　山西人为什么要做生意

　　在中国古代，有两个大商人。 一个是徽商，另一个是晋商。 这两个大商人，一南一北，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各自的传说。 论年龄，晋商是老大哥。 他们于明年初崛起，为北方边镇筹集军费发家。

　　为什么山西人喜欢做生意？ 要知道，古代商人的地位并不高。 秦朝以后，中国人成了“重农制商”。 在儒家眼里，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稳定的保证。 所谓“君子比喻义，小人比喻利”，以贩卖运输为生计、逐利的商人，不仅不符合儒家“义胜利”的道德规范，而且容易心态不稳，破坏自然经济基础。 因此，商人不仅在宋代可以“歇气”，在其他朝代也受到打击、排挤和歧视。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为什么要走上做生意的道路呢？ 答案其实是三个字，“被逼得走投无路”。

　　具体来说，山西人在明朝遭遇了“生存危机”。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明朝水土流失情况还非常严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当时的气候有关，更重要的是，明朝山西是对抗蒙古的前线，明朝在山西境内大开垦荒地以备御敌。 大规模的农田开垦和森林砍伐使山西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土地更加贫瘠。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不得不四处奔波，当商人满足家人的温饱。 这在山西省县志上有“晋俗倍重商贾，不舍本而终，土窄人多，田地不足耕”的记载。 张四维的《条鹿堂集》中也有“吾蒲州介河曲土劣而属民组，田不能丁授，缘事商计”的记载。

　　对商人来说，山西人也没有思想负担。 商人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不高，但山西人并不被商人排斥。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山西就是中原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翎伯颂在《秦汉史》中写道：“山西居天下之内，又为都城诸侯聚会，东西南北相连，可以成为中原的商业枢纽。” 唐代韩愈有诗云，“朗听街鼓，晨起如晨”，描绘了山西汾河两岸繁荣的商业景象。 这一传统对晋商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也不是想成为商人了。 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需求离不开商人的发展，而山西正好满足了这几点。从山西的地理位置来看，山西地处“九边”重镇交界区，连接南北，与北方蒙古和中亚地区又接壤，自然各方面都是交通要塞，商业发展也是有条件的。

　　从市场而言，明代实行的“食盐开中制”，为晋商的崛起开发了边境的消费市场。 再加上山西地处北方蒙古与内地交界，晋商经常奔走于蒙古与内地，相互交换，各取所需，发展已久。

　　票号的诞生和业务

　　晋商出现以来，为中国商务做出了很多贡献，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票号的创制。 票号是金融信用机构，可以理解为银行。 成立之初，其业务主要是汇兑，后来还经营存款等业务。

　　山西票号具体发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体现在。

　　一.明末清初学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回引《中国经济全书》说：“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氏。 清初、顺治年李闯王叛变，败退不利时，携带黄金不便，将军队所有金银财宝都放在康氏院中。 康先生突然捡到八百万两，于是将以前为方便老百姓的山西省的汇兑副业改为主业，特别是办了票号，连当地的巨商都姓康姓。 ”

　　据徐珂《清裨类钞》记载，“传说明季李自成携带巨额资金败退山西，死亡，山西人为了设定票号必须得到其资金”。

　　二、康熙朝说。

　　据何焯《何义门老师集》记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生活所迫，“都需要冬装，都进门，皮钱特重”，就没有赎价。 家属从原籍苏州给北京天会号汇款九十两银子，让“先补皮袄”。

　　据康熙四十年《康熙南巡秘记》年记载，“济南票号适合因银款纠纷，必须时敏亲自下厨。 ”记载着。

　　三、干嘉朝曰。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记载，票贩子经营是山西极有名的商业，“创办前清中叶，干隆嘉庆间”。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说：“追溯我票商业，开创解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

　　山西的票号到底是哪个早晨产生的，现在还没有定论。 但自从山西门票问世后，长途贸易逐渐繁荣起来。

　　用故事说明票号在长途贸易中的作用。 如果山西商人张三去浙江买了10吨茶叶，那价格大概将近5万两银子，后来运到北方变成砖茶，可能卖到蒙古和俄罗斯。 没有票号，就做不了张三这个生意。

　　理由很简单，就是买卖东西，一手付钱，一手交货。 如果张三带着五万两银子从山西赶到浙江，那就太重了，第二容易被小偷盯上。 第三，这么一大笔钱，张三一个人绝对拿不到。 必须雇人运输，在此过程中也要防止雇人反叛。 风险太大了。但是，如果有票号就不一样了。 张三可以去山西当地的票号分号，把钱放进去，说是汇款给掌柜和浙江。 此时，票号开具汇票后撕成两半，票号取一半，张三取一半。 在支付了1%的汇款费用后，张三拿着这张票据的一半就可以轻松出发了。 这个时候，票号也没有空。 他们把剩下的一半票据发给浙江的分号。 张三到浙江后，必须先向卖方出示汇票。 卖方按时发货后，得到这张汇票的一半，用票号分号兑换另一半，即可提交现金。 交易到此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和今天的网购一样，买卖双方都不是熟人，买方先付款，卖方可能不发货，卖方先发货，买方可能不付款。 票号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了信任问题。 因此，票号一出来，就很受商人的欢迎。

　　有实力的商人想加入票号这个市场。 但最终山西商人以雄厚的财力脱颖而出，建立了当时遍布全国的票务网络。

　　受新银行的压迫

　　据史料记载，早在道光年间，山西票号就在济南设庄。 有数据显示，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设庄的票号达到19家。 最早在济南设庄的票号是日升昌和日新中。 据《山西票号史料》介绍，1850-1852年间，日新中券号京师分号和济南收会业务额从442辆增加到20101辆，占当年收会的比重从0.073%增加到3.32%，可见济南的券号贸易十分兴盛

　　在济南众多票号中，最有名的当数蔚然成风。 蔚泰厚于道光初年变更票号业务，1921年正式停业，历经约90多年票号业的盛衰全过程，是山西票号的典型代表之一。 蔚泰厚券号的股东是介休北贾村侯氏，第一位掌柜是毛鸿翙。 此后，平遥的范友芝、毛洪瀚、杨松龄、介休的赵星垣也担任了蔚泰厚的大掌柜。

　　蔚泰厚重济南分号成立于清光绪十二年( 1886年)。 蔚泰厚在济南扎庄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基于蔚泰厚票号的整体布局。 光绪年间是票号发展旺盛的阶段，这一阶段票号业务量增加，蔚泰厚也不例外，为了增加营利，在蔚泰厚的票号上增设了分号，山东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迅速，蔚泰厚在这里设庄也不无道理。

　　那么，这些山西票号为什么要选济南呢？ 我想是因为济南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地位很重要。 济南是春秋战国重要的交易地区，明清时期，济南因交通便利、人口增长、商业繁荣、官吏众多，成为票号的设置庄园之一。 蔚泰厚票号在济南建庄后，立足济南，统管山东业务。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济南分号也承接济宁、东昌(今聊城)等地业务。 此外，在济南分号的基础上，还开拓了周村市场，设立了周村分号。蔚泰厚券号济南分号成立后，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受到济南社会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影响到济南的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上世纪30年代，“山西票号”逐渐退出济南。 避难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济南近代银行设立打压权证业务。 济南第一家近代银行是山东通济官钱局，1901年更名为山东官银号，主要业务为纸币发行、存款和汇兑银行两种经营。 另外，清朝末期在济南开设的新银行有部银行和交通银行。 现代银行与票号业务类型相近，两者是“替代品”，在济南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时候，现代银行的增加会挤压票号业务，撤掉票号庄。

　　第二，山西票号总体处于衰退阶段。 后期，山西的票号是固定的，不思进取，自己的竞争力已经大不如前。 另外，除了社会环境不稳定、战争持续等外部部因素外，辛亥革命后，票号的数量逐渐减少。

　　三是这一时期政局不稳，济南战乱频发。 辛亥革命后，济南与徐多地一方同样起义频发，时局混乱，工商业等被毁，票号无法收回坏账，战争本身就损害了票号财务。 在这种情况下，票号信用无法维持，业务无法开展，必须撤庄。

　　虽说山西票号撤出济南，但对济南商业的贡献，却不能消失。 (吴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