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没有西夏的建立和西夏文化的发展

　　宋辽夏金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另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当时的契丹、党项、女真与汉族长期交流交往，逐渐接受了汉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辽、夏、金文化与契丹文化、党项文化、女真文化并不相同。 没有民族交往交流，就没有西夏的创立和西夏文化的发展。

　　西夏文化的形成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是我国古代羌族之一，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以东部，南北朝时期有史书记载。 隋唐之际，党项部林立，“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 这些大大小小的党工程部以游牧为生，不了解百姓。 没有文字，但等待着草木记住岁月。 平时“各谋生计”，只有对外战争时才互相聚集。

　　这个时期的党章，曾经是依鲜卑吐谷泥，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以至于唐宋时期被认为是“吐谷泥者，今文扶羌是也”。 现代学者也认为：“鲜卑人羌化了。 指出“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吐谷泥实际上是羌族的国家。” 吐谷浑羌化，就是吐谷浑大量吸收和交融羌族文化和血缘。 同时，这种吸收与交融是双向的，羌族也吸收了大量吐谷浑的文化和血缘。 经过历史的岁月洗礼，到了北周、隋朝之际，今青海湖一带的党项几乎融合成吐谷浑，他们在这一带的活动从史书上消失了。 当然，也包括移动的原因。 而松州一带的吐谷浑融入了党项。 修建西夏王国的拓跋部，实际上是羌化的鲜卑吐谷泥人，也有学者认为他们与党项羌族相差无几，因此两唐书法的作者和后世学者都把他们视为党项羌族。 早期的党项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发展壮大的。

　　历史上，对党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原王朝，公元六世纪末期，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割据局面，人民生活暂时稳定下来。 585年，党项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人来到旭州内附，由隋文帝授大将军。 596年，党项攻打会州一次，败给隋军后，纷纷提携子弟朝中谢罪，表示“愿为臣妾”，“朝贡不断”。

　　唐朝成立后，党项与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加强，高祖武德年间，党项多次派遣朝贡。 629年，党的首长细封步赖举出部内附，太宗以该地为轨道州，以步赖为刺史。 其他党的首长闻风而动，表示“相继率部都属于内属。 请和编辑一起”。 太宗深感安慰，称其为岷、奉、岩、远四州，“尊为刺史”。 631年，太宗遣使开创党项的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只有最强大的拓跋部不流亡，在唐朝的军事压力和劝诱下，大首领拓跋赤辞也率兵流亡，太宗将当地列懿、嵯、麟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任命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皇姓李。 于是，今青海积石山以东的党项聚居地，全部部进入唐朝版图，党项与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党项归还唐朝前后，从青藏高原崛起的吐蕃政权不断向外扩张，征服吐谷浑，攻占了广袤的党项聚居地。 当时党项面临重大抉择：或者投西藏，落在西藏统治下的部； 或者搬到唐朝内地，成为唐朝的部民。 在唐朝羌柔政策的感召下，党项选择唐朝，逐水草迁移到西北腹地。 其中最强族拓跋部较完全地从青藏高原东部的松州迁移到黄土高原东部的庆州。 “安史之乱”后，由庆州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

　　党项迁居的河陇地区，是汉代以来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创造封建文明的地方，党项人在此定居，无论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如何，都极有利于吸收汉族封建文明，发展生产和繁殖人口。部分党项当然唐代学会农耕的党项目人数很少，他们大部分，以传统畜牧为生。

　　沈亚之《夏平》说：“夏属土阔数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者多曰党项，聚落，野曰部。 其业无农桑之事，畜马、牛、羊、骆驼。 ”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商品交换越来越繁荣。 党的人用自己的畜产品和汉族人交换粮食、丝绸、武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 党马是中原最受欢迎的商品，唐代著名诗人元稷有诗云。 “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马，西捕藏鹦哥。 ”929年，后唐庄宗陉蕃部进马，枢密使安重谟奏曰：“呕泥，党项近日相继进马，皆不进马直，见时不赐锦彩，计其费，价不一百八十倍，渐亏，反止绝赞庄宗说。 “往往缺马，绳之以法。 现在蕃官来了，要花什么费用？ 外蕃锡赐，中国常道，诚知损费，理不绝。 ”自蕃部进马不断。

　　内迁党项中，拓跋部与中原王朝联系最深。 880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占了都城长安。 唐西宗在前往蜀国的途中，诏书以拓跋思恭率部镇压起义军。 拓跋思恭应诏率所部蕃汉军南下勤王，西宗为此特授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复赐李姓，封夏国公。 同年，唐朝又赠送夏州节制作为定难节制。 从夏州地区获得定难军称号，统辖银、夏、绥、宥四州，拓跋李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藩镇。五代时期，党项拓跋部与中原王朝持续保持密切联系。 913年后梁封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为陇西郡王，以此为夏州拓跋李氏封王之始。 924年，后唐授予李仁福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晋爵朔方王。 951年后周太祖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954年晋爵西平王。

　　960年正月，赵匡胤代周建宋，西平王李彝兴立即遣使入贺。 962年，李彝兴进贡良马300匹。 宋太祖赵匡胤命匠人专门为彝兴制作玉带，遣使归还。 967年，攻关藩镇李彝兴死，宋太祖废朝三天，赠太师，追剿封夏王。

　　980年夏州节度使李继筠去世，弟弟李继筠继位后政局动荡。 宋太宗得到保留诏书的机会，让李继带着家人进入朝鲜。 之后，护送拓跋李缶麻以上亲属全部部前往阙州，夏州拓跋李政权暂时中断。

　　李继不愿带着同族弟弟李继迁离开“故乡”，带领几十个亲信逃往地斤泽，起兵抗宋，在党的豪族和契丹的支持下逐渐强大起来。 997年，宋真宗任命李继为定难军节度使。 李继迁进一步对外扩张，攻占了灵州，易名西平府，把统治中心从夏州转移到了灵州西平府。 同时继续向西发展，北起鹈鹕铫兵，西掠西藏健马，历经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最终占领河西诸郡，奠定西夏立国版图。

　　1003年12月，李继迁与西凉吐蕃作战时，是中流矢，次年死于伤势沉重。 儿子德明继承家业，与宋结为好友，成为“贡奉之使，道相属”。 这些使节除了以马换取宋朝的赏赐外，还是“出入民间”、“市里需要的东西”。 不能在民间出售的“官为收市”。 每个使团获得的利润不超过一二十万。 1007年，应德明要求，宋在保安军中设喀什场，用缨帛、罗绮易驼绒、牛羊、玉、毡毯、甘草、香药、瓷漆器、姜桂等制成易蜂蜡、麝脐、毛茶、羯角、砚沙、柴胡、柴胡、姜桂非官市者“听取与民的交易”。

　　党内迁移后，与中原汉族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深度融合。 夏拓跋政权墓志的形制与唐代官吏贵族墓志并无不同，立志篆书，刹刻汉族传统八卦纹。 进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后，吸收借鉴汉族传统文化的意愿更为迫切，李继迁说：“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躯； 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 李德明衣食住，如宋人富弼所言：“拓跋灵夏以西，其间所生之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之地，得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之位，仿中国之官属，任中国之贤，读中国之书，行中国之车”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族中原王朝，拓跋夏的牌位、官属、书籍、车服、法令“都与中国等”，清楚地表明西夏建国前完全继承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和制度。 也就是说，没有与中原汉族的交流交流，就没有党项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后来的西夏国。西夏文化多样性

　　在民族交往交融中形成的西夏文化，混合了汉族文化、党项文化、西藏文化、鲜卑文化、回鹘文化等成分。 中原汉族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核心，元昊在帝建国前夕，仿照唐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官制，同时创制文字，确立蕃学，进一步定礼乐、秃发胡服，并筑坛受册。 从表象上看意味着突出民族特征，但其本质离不开中原汉族文明。 “裁礼九拜三拜，革乐五音一音”，不是革去唐宋礼乐而用番乐，只是从实务角度简化唐宋礼乐，“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礼”。 文臣的服装是“宽头、鞋笏、紫衣、绯衣”，完全是唐宋官吏的服装； 武将的服装也继承了传统的等级制度； 论“民庶青绿，别贵贱”，是汉族的传统制度。 元昊秃发也仅限于国内党项人，汉族仍是传统发型。

　　这一时期西夏文字的创制完全借鉴和模仿了汉字。 在字体结构上，西夏文字与汉字相同，有旁部首，基本笔画也有汉字的点、横、纵、降、抑、提等，所以认识汉字的人“乍一看，字都认识，熟了之后，一个字也不认识” 汉文和西夏文一样，是西夏的共同文字。 汉学教授汉文、蕃学教授番文(西夏文)、出土的西夏公文，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 国家法令也是如此，夏仁宗李仁孝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番文和汉文两种文本，目前只剩下番文文本。

　　西夏汉传佛教盛行，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寺庙，翻译来自宋朝的汉文《大藏经》。 据统计，西夏前四朝合作翻译汉文佛经有三千多卷，这在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实属罕见，从而为汉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西夏也有传承。 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很多道教文献。 西夏设立了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道士功德司”。 法律保护道观、影像等道观财产。 神父被赋予黄、黑、绯、紫的衣服，犯罪后允许用官赎罪。 西夏辟邪之术流传于世，开国皇帝元昊子宁明练习辟邪之术时放火入魔，怒死。 西夏的占术包括道教的“五行卦”和“金钱卦”。

　　西夏宫廷音乐受唐宋音乐的影响，音节悠扬，“清朗”。 民间音乐更受中原汉族的影响，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曾为陕西边疆创作过十多首帅气的歌曲，其中有“万里羌族尽汉歌”之说，标志着夏宋沿边一带的党项人唱汉歌。 据宋叶梦得记载，他在丹徒当官时，“尝过一西夏归明官云。 “只要有喝井水的地方，就能说歌柳的话”，这句话广为流传。”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他的词藻情意绵绵，许多歌曲在市民阶层广为流传，深受西夏人民喜爱。西夏纪年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年号纪年方式，皇帝新登基必须改元，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世家更新都要改元，铸造年号币。 皇帝在位期间发送尊号，去世后发送庙号、谥号，陵墓里有陵号。 陵墓的基本形状为“仿巩县宋陵而造”，分别由方阙、鹊台、神壁、碑亭、外城、门阙、内城、献殿、塔状灵台等部点组成，平面布局按中原大建筑群设计，中心轴

　　中原丝绸和衣服的进口，改变了党项人对单一“毛皮”的穿着。 1975年银川市西夏陵区一八号陪葬墓出土的素罗、纹罗、工字绫、各向异性绫和茂花闪色锦等各色丝织品残片，是当时从中原进口的。

　　项人是西夏的主体民族，内迁后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许多本民族的文化习俗。 早期党内人士将不可抗力的风雨、雷雪、冰雹等自然现象归结为“天”统治，每三年集会一次，杀牛羊祭天。 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鬼神崇拜和巫术迷信应运而生。 在党的项目人的观念中是神主善、鬼主恶。 在党的项目人居住的正室里为神留下特别的房间。

　　巫的作用是驱鬼、巫鬼、占卜吉凶，人生病了就叫巫送鬼，或移居他室避病。 与死者对战需要“杀鬼招魂”。 占卜的方法有四种。 一个是“烤焦”。 用艾蒿烤羊甲骨，看其征兆。 二是“亏算”，将蓍草丢在地上数； 三是“诅咒羊”，晚上带羊焚香祈祷，第二天早晨杀羊，胃肠通则吉利，羊心有血则凶之四是“箭矢弦”，箭矢敲弓弦，闻其音占胜负与敌之期。 这些以羊和弓弦为道具的占卜行为，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色彩。

　　复仇是党项人的另一重要旧俗，早期党项曾说：“要特别重视复仇，得不到敌人，就一定要蓬头垢面、吃菜、斩敌恢复。” 建国后依然是“俗喜复仇”。 仇解后，用鸡猪狗的血和酒喝这个。 发誓说：“如果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疮，六畜死，蛇计。”

　　早期党的项目人盛行收养制，是“妻子的庶母和伯母、嫂、子弟之女”。 建国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明媒开始结婚和买卖。 缔结婚姻一般要经过订婚、聘礼、购买嫁妆、结婚四个环节。 当然，与汉族相比，党项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比较自由，家庭不参与他们的暗约。

　　西夏时期党项文化最重要的表现是创制文字，并在全国推广使用。 元代以后，随着党项民族的融合，西夏文字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这一文字增添了神秘色彩。 其实西夏文创制并不神秘，在我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开始创制例如回鹘文、藏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等本民族文字。西夏境内有大量藏民，西夏文化中含有丰富的西藏文化成分。 藏语不仅在藏民中使用，而且与党项语、汉语一起构成西夏的佛教术语。 天盛年间颁布的法律明确规定，番(党项)、汉、吐蕃三族都可以当僧官，但必须念经十四种，其中藏语经咒必须占半数。

　　西夏前期主要实践汉传佛教，中后期藏传佛教大量传入河西地区，到李仁孝时，已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在西夏中央机关成立专门管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机构，来自西藏的高僧就任西夏国师和帝师。 流传下来的西夏绘画艺术，多为密教艺术。

　　西夏军队以“抄”为最小单位，由正军和负担组成的“抄”转型为西藏“班”，负担等于西藏时代的“仆役”。 藏历传入西夏，20世纪70年代甘肃武威下西沟岘港出土的西夏文会收据，称1194年为“天庆虎年”。 十二支与五行相结合、阴阳相结合的纪年法，一定是受到了藏历的影响。

　　党项与吐蕃经过几百年的交往，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居住在青藏高原及河湟、洮、岷的党项吐蕃化，进入西北沿边的吐蕃有明显的党项化倾向，即使没有党项化，也已经是“风俗相类”，因此当时的宋朝宋

　　甘州回鹘皈依西夏后，长期在河西走廊生活，继续使用本民族文字。 目前，西夏时期的回鹘文文献有抄本、刻本、活字本。 元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 “高髻”是鹈鹕女性的发式，反映了鹈鹕社会风俗对西夏社会生活的渗透。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西夏窟的壁画中，有很多回鹘人的形象。

　　夏辽为盟友，政治贡献，往来不绝，辽朝三次将公主嫁给西夏远亲，经济上沿途设下议论之地。 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往来，必然带来文化交流。 契丹的“射鬼箭”习俗和西夏的“杀鬼招魂”习俗，既相互影响，又源远流长。 西夏秃发与供品、契丹的秃发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金朝成立后，西夏关系十分密切，女真进入中原后很快汉化，因此金朝传入西夏的文化多为汉文化。 例如，1154年西夏使用金谢恩，“且请市儒释书”。 另外，在内蒙古黑水古城发现了《刘知远诸宫调》，由此可见金朝的诸宫调也传入了西夏。

　　西夏文化的儒家文化

　　党项进入西北三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拓跋夏政权进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以后，逐渐接受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元昊在帝建国前夕，仿照唐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官制。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翎卫司，曰官计司，曰纳司，曰田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汉蕃学夏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随着西夏封建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官制也更加完善。 从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看，当时西夏政府机构分为上、次、中、下、末五等。 至此，西夏职官制度的完善、质量级体系，已与中原相差无几。在官吏选任方面，西夏除了留下了落于部社会的世袭制外，还广泛采用了中原汉族的恩慈、察举、科举、铫选等制度。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1147年仁宗“开始制定策举人、唱法”。 这是史书中最早关于西夏科举士的记载。 西夏的科举分为番汉两种，番科考西夏文儒经、汉科考汉文儒经，即所谓“番科经与汉等，殊字异耳”。 西夏后期，许多名臣政要乃至国主通过科举考试而发达起来。 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颜说：“以宗室策试进士及及格，成为大都督府主。” 夏神宗时吏部尚书权鼎雄也是进士出身。 夏末名臣高智耀“登上本国进士第一，夏死，去隐贺兰山”。

　　将儒家思想嵌入法律。 这是西夏以儒治国的最重要体现。 夏仁宗天盛年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维护君权、父权、夫权为根本任务，犯有谋反、失孝德礼、背叛、恶意、不道、大不恭、不孝、不和、不睦、失义、内乱等“十恶”罪犯下“十恶”的罪行一律不予赦免，“一律不准官当”。 除“十恶”不赦外，其他罪行按“刑不如医”的礼教，与唐宋律中的“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相应请求、减少

　　西夏法律维护皇帝(国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定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龙凤是帝后专用的图案，任何人都不得不僭越。 皇帝人身安全、权威、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除了以公奉为目的持有刀剑、弓箭、拐杖等武器外，不允许诸人擅自携带武器来内宫。

　　西夏也继承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礼法，除谋反、丧孝、背叛等三种情形外，其他一般罪行不可列举。 同时对窝藏、包庇犯罪的亲属减免处罚。 孩子未经父母同意，不能随便盖别的房子。 儒家的德主刑辅、明德慎刑、瞿恃老弱疾病原则也为西夏法制所继承，对老资格、幼弱、残疾、侏儒、重病者犯罪，在量刑和服刑方面给予适当的优待，对监禁期间感染疾病的囚犯积极治疗或保护外科医生。

　　西夏儒家政治制度的推行，离不开学校教育。 元昊成立蕃学、汉学，蕃学使用的教科书除了自制的番文读本外，还有翻译成汉文的《孝经》 《尔雅》 《四言杂字》 0755-79000等。 汉学主要教授汉文启蒙读本和儒家经典。 目前还不清楚西夏立国初期有没有在蕃学教汉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最初的蕃学教授大多是通晓汉文的读书人，番文本身就是模仿汉字写成的，推动番文的元昊就是“通蕃汉文”。 元昊之后，西夏一度陷入蕃礼汉礼之争。 “蕃礼”以党项族礼制协调统治秩序，“汉礼”以中原汉族礼仪和制度规范统一统治秩序。 经过长期斗争，当崇宗李干顺和仁宗李仁孝在位时，“韩礼”最终取得了胜利。 101年，夏崇宗创立国学，设弟子三百人，以此为厦食。 仁宗即位后，进一步推进汉学教育。 144年，皇宫内建了小学，宗室的子孙7岁到15岁可以入学。 同时，州县立学校的弟子增加到了三千人。 第二年，又建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祀先圣先师孔子。 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孔子为帝。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时代的宋儒家以复兴儒学至尊地位为己任，出现了荆公新学、二程洛学、苏氏苏学诸学派著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儒家学说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 同期西夏处于儒家学习和一般译注阶段，尚未达到创新和发展的程度。 但也不能因此低估西夏以儒治国的意义。 作为由党要建立的多民族政权，积极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官僚体制效仿唐宋，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儒学韩礼，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看，这具有深远的历史进步意义。

　　结语

　　宋辽夏金时代是我国北方民族社会形态的重大转折时期。

　　迄今为止，无论秦汉匈奴、隋唐突厥，都是部沦陷下的游牧社会。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套至河西走廊一带长期处于“拉锯”状态。 中原王朝强盛时，北起匈奴，迁居河套和河西走廊，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 中原王朝衰落时，北方民族进入这一地区，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 在“拉锯”状态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本地区的交流交流相对缓慢。

　　进入宋辽夏金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无论是契丹建立的辽朝，还是党项建立的西夏和女真建立的金朝，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其文化在多元而庞杂的基础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有意义的是，三个政权都自认是中国而不是夷狄。 这种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的重要体现，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