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份列入《世界记忆名录》音乐档案有着如何的传奇故事？

国际不多几家音响保藏馆，没有像我国音乐家相同搜集过如此海量的传统音乐……印度、埃及前史悠久，音乐不比我国少，但文明机构没能像我国人相同有所作为。

——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

迪特里希·舒勒

　　国际回忆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维护项目，意图是经过国际合作与运用最佳技术手段抢救国际范围内正在逐步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使人类的回忆更加完整。

　　经过我国艺术研究院几代学人的尽力和长期的积累，一份时长约7000小时的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逐步形成，并于1997年作为我国第一份档案被列入《国际回忆名录》。

　　2022年4月和11月，我国艺术研究院将这批档案别离以数字渠道和APP的形式面向全社会甚至全国际发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批名贵档案以及档案背后故事的重视。

　　近来，我国民族报“道中华”栏目就此采访了我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邵晓洁。

　　“国际的回忆——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渠道欢迎页。

　　记者：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我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音研所）的长辈学者，历经半个多世纪调查、采录的音响材料。是怎样的机缘使得这项巨大工程开展起来的？

　　邵晓洁：这批档案的采录搜集是我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的团体成果，但与两个人的贡献密不行分，他们是音研所第一任领导、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与李元庆先生。

　　1950年建所伊始，以杨荫浏、曹安和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开端对一些我国传统音乐进行实地调查和材料采录。仅1950年一年，他们就先后采访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天津曲艺演员和北京盲演员曲艺队、民间演员阿炳、苏南吹打、十番锣鼓以及昆曲鼓板等。这其间的任何一项，在今日看来，都是无可复制的名贵学术材料和名贵音乐回忆。杨荫浏庆幸于采录了阿炳，也惋惜于没能采录悉数的阿炳。阿炳的忽然离世带给了他们冲击和警觉，很多如阿炳那样身怀绝技的民间演员，如果不抓紧采录，随时或许离开人世，造成人亡乐失的前史惋惜。

　　自20世纪50年代开端，带着这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在人员、经费存在极大困难的情况下，杨荫浏、李元庆等长辈们带着全所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很多的采录、搜集活动，其目标既触及到存活的各种“口碑音乐”，也包含传世的乐书、乐刊、乐器、乐谱、图片等。

　　以湖南民间音乐普查为例，他们从44个县（市）中共搜集到207种1423个类别的音乐，其间包含905首词曲，录得42小时的1001个节目。另收图书80种，乐器18种，为其时甚至现在掌握湖南省的民间音乐文明供给了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再如全国古琴查询活动，短短三个月内访问了20多个城市80多位各派琴家，搜集采录琴曲270多首及《浙音释字琴谱》《琴苑心传全编》《松声操》等名贵琴谱。在古琴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搜集采访是空前创举，为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开展立了一大勋绩，也为古琴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明遗产代表作名录”奠定了基石。

　　本年，在“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渠道发布之际，咱们对当年参加郊野查询的部分长辈学者们进行了采访。回忆起当年全所同仁同心协力调查传统音乐的往事时，他们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无一不为之骄傲和感怀。

　　伍国栋（录音者）在贵州从江采访黔东南侗族多声部民歌。（1980年）

　　伍国栋（录音者）在云南勐海县曼玛寨为布朗族儿童歌舞现场录音。（1984年）

　　薛艺兵（录音者）在河北省雄县南十里堡乡采录乐师张富才韵谱。（1993年7月）

　　田青（右一）在山西左权红都村调查，与民歌手石占明一起演奏左权小花戏。（2003年）

　　记者：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作为我国第一份被列入《国际回忆名录》的档案，实属可贵。请您介绍一下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申遗进程？

　　邵晓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国际的回忆”的第二年，文明组副组长亨利·洛珀斯来到音研所。他观赏完保藏的材料后深感震动，主张时任所长乔建中就这批名贵材料的重视和维护问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

　　1996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的回忆”国际会议。受原文明部和我国艺术研究院的委派，音研所蔡良玉研究员到会，并在“维护原始材料”的专题研讨中作了题为《维护我国的传统音乐遗产》的发言，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批名贵的国际音乐文明财富给予必要的重视和支持。同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博士来到我国，对音研所的这批名贵档案进行了深化调查。他承认这批前史音响是“不行复现的，具有重大前史、学术、文明价值的，代表我国传统音乐的一笔名贵遗产，迫切需要采取办法加以维护。”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右）访问音研所，张振涛（左）伴随。

　　离开北京之前，舒勒博士还不忘强调，这些不行见的无形文明瑰宝与长城、故宫那些可见的有形文明遗产具有同样的价值，人们将会逐步意识到，必须像维护长城相同来维护具有重大前史含义的声响档案。

　　1997年12月，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被正式列入《国际回忆名录》，成为首批列入该名录的名贵档案，也是全国际首个获此荣誉的音响档案。

　　2003年12月5日，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右一）到我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现艺术与文献馆）指导音响材料管理作业。

　　记者：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包括了超过50个民族或文明集体的传统音乐。这些传统音乐中有哪些可以表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前史实践？

　　邵晓洁：这批档案里录入了很多名贵的录音，大部分基本上可以称为“绝响”。

　　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是1950年由杨荫浏、曹安和等人录音整理的阿炳仅存于世的6首乐曲，《二泉映月》早已成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张手刺。

　　新疆闻名演员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音响材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万桐书、刘炽等人组成的“木卡姆整理作业组”在新疆抢录下来。这是“十二木卡姆”传承的珍稀文本，也是第一次完整记录。

　　1500多首河曲民歌，是1953年由晓星、李佺民等8人阅历三个多月的调查、收集，之后又花费近九个月的时刻进行分析、整理而来。处于晋、陕、内蒙三省区交汇点的“河曲民歌”从此被世人所知道，至今仍然是研究我国民歌的重要材料。

　　1956年由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的古琴采访小组，寻访全国八十多位琴家，录制二百多首琴曲，成为极其名贵的琴学遗产......

　　我国丰厚的地理环境、丰厚的人文形状和富饶的文明生态促成了不同的音乐形状，也造就了多元的传统音乐，但这些斑驳多样的传统音乐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东汉出现双音节词之前，汉字多是一字一义。因此，从乐器称号可以大致分辨哪些是华夏固有的，哪些是后来传入的。单字称号的乐器，如钟、磬、埙、琴、瑟、笙、箫等，是华夏固有的；琵琶、唢呐、二胡、扬琴、箜篌等，则多是融入的。以琵琶为例，自丝绸之路传入华夏今后，逐步本土化，得到了长足的开展，然后成为我国传统乐器中的一种主奏乐器。这批档案中录入有不同时期、不同琵琶门户的名家演奏录音。其间，仅20世纪50年代的琵琶录音，就触及其时南北琵琶名家曹东扶、李廷松、孙裕德、曹安和、卫仲乐、杨大钧、陈永禄、林石城、谢一尘、樊少云等十多位。

　　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所记录的很多多民族音乐音响和许多蕴涵丰厚古代音乐要素的传统音乐音响，无可争辩地表现了我国传统音乐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精神内核和“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

　　简其华（左）采访伊犁古典歌曲的演唱者、闻名维吾尔族演员阿布杜维里。（1963年）

　　《我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我国音乐音响目录》书影。

　　记者：音乐档案中录入的音乐音响承载着中华民族怎样的音乐思维和文明基因？这关于咱们进一步维护和传承我国传统音乐文明有怎样的含义？

　　邵晓洁：从音乐的开展前史来看，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足以证明，早在八九千年前，音乐现已成为中华先民日子的重要内容。在绵长的前史开展和文明传承中，我国传统音乐要素以及以“和”“天人合一”等为核心的音乐文明精神以多种方式、多种载体传承至今，赓续不断。

　　例如，甲骨文中有乐器含义的“龢”（hé），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有音级含义的“龢”，传世文献中还有音乐美学甚至哲学涵义的“和”。录音档案中录入的出土曾侯乙编钟的音乐音响，可以被视为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我国传统音乐文明“和”之核心价值在当代的回响。

　　再比如，古琴是一种前史悠久的乐器，是最具有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我国传统乐器。古琴的各个方面都表现了我国古人关于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哲学认知。我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共保藏有92件从唐代到民国的古琴器，是目前公藏机构中古琴保藏最丰厚的，其间有闻名的唐琴“枯木龙吟”、宋琴“鸣凤”。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两架探测器飞向太空，上面携有一张录制着人类音响和相关信息的，被称为“星际唱片”的镀金唱片，其间就录入有音研所研究员、闻名琴家管平湖演奏的琴曲《流水》。此曲的推荐者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周文中先生以为，《流水》表现了“德”的精神力量，可以感召人们考虑自然。这首乐曲也录入在咱们的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

　　本年，咱们将这批档案以数字渠道和APP的形式面向全社会甚至全国际发布。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维护非物质文明遗产条约》的视点来看，这个渠道汇集了来自我国各民族、各区域的文明集体的传统音乐资源，是源源不绝的中华音乐文明的最好表现。

　　记者：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国际含义是什么?它关于国际知道一个真实的我国有何积极作用？

　　邵晓洁：评价一项文献遗产能否可以被提名或当选《国际回忆名录》，其间首要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是它是否具有国际含义。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国际含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

　　第一是内容及其来历的层面。这批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大多来历于郊野采访，多是最纯粹、最民间的内容，其民族性、唯一性、原始性、广泛性都非常突出，无论是在其时，仍是在当下，不论是在我国，仍是在国际范围内，都是无可取代的。

　　第二是理念和方法的层面。这批传统音乐音响的采录作业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长辈学者们期望构建的是一幅我国传统音乐的有声图谱。同时期横向比较，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收集整理了很多音乐音响材料，可是像我国这样持续半个多世纪、并且有计划地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普查、专题调查、收集整理传统音乐音响材料的，几乎没有。

　　第三是维护意识层面。这项维护工作，用当下的表述和定义，是我国传统音乐文明或者说音乐类非物质文明遗产的收集、维护，却早在建国初期就现已开端实施，显示出长辈学者们的学术前瞻性和对传统音乐文明遗产维护意识的超前性。这在国际范围来看，也是非常可贵的。

　　各民族在我国前史进程和我国音乐前史开展中都做出过自己的重要贡献。而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所包括和展示的，正是自古有之的中华民族的音乐文明特质。作为我国人的音乐文明回忆，被列为国际级的文明遗产，然后成为国际的回忆、人类共同的回忆，足以表现国际对我国音乐文明特质知道的认同。

　　（本文图片和音频均由我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供给。）

　　受访者简介：

　　邵晓洁，土家族，博士，我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首要从事音乐考古学、我国古代音乐史、楚音乐文明研究，以及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数字化维护与使用，著有《楚钟研究》《楚乐器研究》《音乐考古学：理论研究与材料汇编》，主编《智化寺京音乐》等，宣布多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