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明之际文坛“诗非穷而后工”的论说

　　元明之际，由于政局混乱和思想统制松懈，文人的思想活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文学思想活跃起来。 文人群体常常突破承平时期的种种限制，拓展创作空间，给传统诗学观念带来新的东西和变革。 其中，在传统诗学话语中，“穷而后已”被旧话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文人不仅失去了做官的机会，避免了穷兵黩武，却反对“穷而后已”，这源于易代文人特有的儒者精神和生命意识。 关于“诗穷非后事”的学说，可以想见元明时期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诗不是穷而是后事”的意思

　　“穷而后工”作为传统诗学观念，渊源自为。 屈原“忏悔愍，愤愤抒情”( 《九章》 )，司马迁评“屈平之作《离骚》，盖于怨生”。 ( 《屈原列传》 )进而转化为文学创作论领域的视角。 至北宋欧阳修，将愤懑抒情概括为“穷后功”，曰：“内有忧愤郁积，兴于怨，以道羁臣、寡之叹，写人情之难。 越穷越工作。 那不在诗能，穷者不危。 ”( 《梅圣俞诗集序》 )以来，“穷而后已”成为一个诗学话语，包括创作论和批评，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诗人志存高远、内有忧思，可谓难辞其咎，艺术界也由此实现了超越。

　　元季是悲伤的世界，战乱频繁，诗坛上也有困难而危险的语言。 世风易俗的声音本来是正常的，但也引起了一些文人的反对，谴责“贫穷落后”。 刘永之就是一个例子。 刘永之、字仲修、清江人、第山阴道士，少时随父游京师，遂与该郡文人彭镛、杨士弘、梁寅、刘珏诸人玩，以讲学论诗为尚。 刘永之对世交不满意，他说：“以前的论诗者说诗人少而穷。 或者，为了解开它，他说：“非诗之能穷人，几乎所有的穷人，后来都要听。” 都不是。 但是，穷得不心疼，之后就拒绝有大人物。 ……时不我待，超然于怀中，无限疲惫，故施展其豪迈深邃之才，高古流澹之趣，自成一家，名垂千古。 ( 《刘子高诗集序》 )该论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他把人穷做诗工作当成诗歌创作论有简单的缺点，容易引导死板、悲凉、哀思流糜的诗风，他显然不满意这种诗风。 第二，他认为诗工与否不在于穷，而在于诗人是否有对事物不倦的超越心。 只是，如果穷得内心不疲惫的话，世界上就会有超越个人境遇的垂帘之作。 其友刘琳也持这一观点，“古人说诗能使人穷，你信以为真吗？ 诗必穷，而后工，人必穷，必有人不马虎。 ……但见其志，不踯躅，见其色，奢侈，但不忧。 方长吟短吟，行歌呼啸，心旷神怡，其诗完成也应及工数人。 ”( 《钟祥诗集序》 )刘琳)这种论法与刘永之颇为相似，关注的焦点在于诗人的志气和色彩，而非穷光蛋。 这显然超越了“穷而后已”的理论范畴，强调的是不劳而获的个人境界和儒家生命力。 总结起来，“诗不穷为后功”的理论内涵还有另外两点。 一是主张超越个人、穷富、物不疲的超越性人格，如此为诗巧。 二是反对那些困乏无聊的人说悲苦的话，提倡奢华丰盈的审美眼光。“诗不穷”学说的形成

　　“诗穷非后事”之说，虽受元延祐以来雅正诗风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心态和出处态度的变化。 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特点，汉族务工困难，南方人尤其是元代盛行的干部谒见之风由此而来，出现了学者功利习胜和急躁竞争之风。 因此，江南文人普遍经历了从积极工作到甘守山林的心态历程。 但是，其间也有区别。 有些文人不能仕，又遇元季战乱，故遵循儒家待时处世哲学，蛰伏山林以待世运清平，宋瀛、刘琳、险素诸人可属此类。 有些文人完全拒绝仕官的想法，把道藏在心里，为实践儒教之道而讲经论史。 刘永之、陈谡、梁寅诸人可归于此类。 从文人诗文中，可以窥见“以时制宜”和“以路为隐”两种处世态度。 刘琳说：“无论进退，还是舍命，无论彼此远近一致。” ( 《送刘嗣庆还安福序》 )藏在怀道的诸人，只能从那个字号中得到。 例如陈谡，有时被称为海桑先生，集名为《海桑集》，可见其遗世高蹈之风。 又如梁寅，连接庐石门山，学者称之为石门先生。 胡行简，元末教故乡。 其集名为《樗隐集》，可见隐士之志。 泰和梁兰，隐居不工作，以“亩乐”自居。 面对同样无法出人头地的现实难题，元末文人之所以能产生这两种心态，是因为他们的年龄不同。 例如刘琳、宋濂诸人正值壮年，而梁寅、陈谡年事已高，更在于他们对街巷方式的态度不同。

　　两个学者的心态和出处的态度都可以引导出“诗穷非后事”的说法。 把道藏在心中的文人有模糊贫穷，达到两者境界的倾向，有着超越个人境遇的儒雅之心。 刘永之说“以穷为残局”，其实是对儒者因志未长而哀叹穷词的人生模式的否定，“鲁莽地唱出郁结其怒、慨叹其穷词，如寒蝉秋蛰、哀吟悲凉，自叹其不幸”的诗风表示反对。 ( 《刘子高诗集序》 )因此，刘永之、梁寅诸人喜爱李白、陶潜诗，永之《前拿酒，吟雅生》( 《前有一尊酒》 )颇有太白逸气，陈谶“涵养”太白之道说穿了一点道理”，等待时机的文人倾向于强调儒者在遭遇低谷时的生命力，“乱石满江滩路浅，唱歌踏水负来”( 《书刘君子卿诗稿》之一)就是其生命力的体现。 因此，刘琳诸人之所以否认“穷而后功”，其实隐含着对清要职行儒者的向往，“贵富利达，高视雄踞，辞意吐气，赫然可轰如虹霓，轰轰烈烈，雷厉风行易代文人创作与实践“诗穷非后事”

　　元明鼎革，不同的出处态度不仅导致文人人生模式的差异，而且影响诗文的创作实践，结合“诗不穷是后事”的学说及其诗作考察，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文人在入明前后的创作变迁。 刘永之在洪武之初被征入金陵，匆匆辞职而归。 陈谡、梁兰诸人亦是如此，仍坚守山林，不肯出工。 而危素、刘琳、朱善等待业文人终于迎来海晏河清，走出山林积极工作。 两组的不同选择，也影响诗文创作的走向。 前者如刘永之，入明后仍寄情山水，吟歌，离开金陵时为别宋濂作的诗，展现了古来的诗歌风貌和艺术水平。 《山巅盖厢房，等老师越鹿来》( 《酬别宋赞善大夫景濂四首》之四)，刻画了刘永前世独立隐士的气象，其实践依然如元末以来“非诗”的刘琳等人所想，在发放养老金的明廷上身居要职其入明后的诗作封面，可分为以《鸣盛》为底色的应制诸作，以及叙述个人私人创作，虽然后者并无得意之词，但“山林真的很安逸，令人难忘。 有时援助绿绮歌清商。 来到南京直大省，久久怀揣新图故乡。 ”( 《题昆丘山水图为李德昌赋》 )“总比不听万事且痛饮桶里酱好”( 《送潘郎中迪允谢病归山阴》 )元末隐逸时的“夫志倾海岳，一笑便忘得一干二净”( 《夜宴富滩郭氏西庭和答九洲萧征士并柬履理履祥于渊贤伯仲》 ) 而险素入明后，闵力为官，却贬官与州，郁郁而终，入明后更无诗作。 刘琳、危素素等人于明之初诗气低落、生命力枯竭，不在于创作能力低下，而在于当时政治环境恶劣和文人面临的仕宦困境，为富贵利达营造安闲之气的诗学追求最终没有实现。 事实上，希望落空的不仅仅是刘琳诸人。 他们的前辈虞集在元朝以博物馆研究员而闻名，虽然身处权力的外围，但却进行着文化财产的品评和经典的讲解。 明朝是汉族政权，但文人面临着新的政治环境和官吏难题，这也注定了他们建立在仕途基础上的典雅雍容诗学理想的旁落。 而代表其诗歌艺术水平的，仍然是收录危素元末作品的《云林集》和刘琳等人集中的元末诸作。 作为文史研究者，固然需要钩沈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分歧的内在原因，但同时作为诗歌读者，却很难不为这一诗学理想的落空所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