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描绘世界

　　住在巴黎近郊塞尔吉，过着半隐居生活的82岁的法国著名作家安尔诺在这两年开始了“光辉”。 去年，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与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特合作执导的纪录片《超八岁月》进入了为期两周的部门， 10月6日，——瑞典文学院更是迎来人生最亮点的时刻，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女作家安尔诺，以表彰“揭示个人记忆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的勇气和尖锐”。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时表示，很遗憾没能与埃尔诺取得电话联系。 有趣的是，媒体联系上这位新科诺奖获得者后，她只是简单地说：“我非常高兴和自豪。 嗯，就这样。”

　　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世界受两本书的影响

　　安妮埃尔诺于1940年在法国滨海塞纳省利沃纳出生。 父亲阿尔西尔斯杜塞斯原是农场的雇工，后来去工厂当工人。 结婚后，他和安妮的妈妈布朗什杜梅尼在贫困的街道上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兼杂货店，过着平民生活。

　　安妮埃尔诺曾用《一个男人的位置》描绘了当地人民的贫困。 “他们住在低矮的小屋里，屋顶是草做的，地上是土。 扫地之前，要先把水洒出来。 ……人们总是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在意参加亲朋好友的婚礼和圣餐仪式，他们带着饿了三天的肚子参加，更好地享受机会。 村里有个患猩红热的孩子病情刚好转，大人拼命给孩子喂鸡肉，孩子呕吐时被呛死了。 ”

　　因此，为了摆脱贫困，安妮的父母可以说尽了最大努力。 改变女儿的命运，两人努力工作，希望送安妮去私立学校上大学。 最终，安妮接受了高等教育，在里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了现代文学，成为了现代文学的教师。 最初在中学教书，后来在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后继续写作。

　　安妮埃尔诺小时候住在巴黎，梦想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但是，她结婚后住在塞尔吉，几十年来被认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并不想融入热闹。 安尔诺说，自己之所以要与巴黎文学界保持距离，是因为它有助于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书》。 她坦言至今仍对一些社团感到不快，“路过巴黎时，路过那里的豪华精品店会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世界。 我喜欢自然，保持沉默。 这个复杂的世界没有任何魅力。 只是不喜欢。 ”这种分裂感是安妮小时候产生的。 在她拍摄的纪录片中，她说父母经营的小店几乎占据了全家人所有的生活空间，她没有任何私人空间，总是生活在人们的注视下。 “客人看到我们在吃饭，就在做作业。 等我到了十、四十、五十岁，我再也受不了这种被注视的生活了。 我做了白日梦，我梦想着不再过这样的生活，也能住在安静的大房子里。 从学校回来后，你得和客人们打声招呼。 我不想说话，迅速压低声音跑了过去。 客人几乎听不见。 当然父母也在责备我。 ”

　　而且，在外面读书，让安妮感到了一种无法融入的羞愧。 “班上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同学所拥有的世界，和我小时候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现在，即使我去了巴黎的富人区，也仿佛有什么地方撬动着走进去，我觉得自己并不属于那里。 我是一个住在郊区的乡下姑娘，看到巴黎那些地区的人走过，他们的举止就会变成人种学家的研究态度。”

　　埃尔诺22岁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作是为了反击我的出身。” 至于为什么开始文学创作，安尔诺说，自己受到了两本书的影响。 一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本书唤醒了安妮心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发现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世界。 另一个是现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这本书是各种所谓的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实际上各个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相互斗争的场所，反映了社会的区别和差异，这种文化布尔迪厄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非常有穿透力。 读完这本书后，安妮意识到知识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与当地阶层的人们产生了文化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观。 她和原来的环境之间有隔阂，她和所谓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一样也有隔阂，她既不属于自己的出生地，也不属于新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要写文章，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002年，皮埃尔布迪厄去世后，安尔诺在《世界报》发表了悼词。 她说布迪厄的文本一直是她的“解放与解放的代名词”、“在世界上采取行动的理由”。

　　身边的生活体验是灵感的源泉，在个人的记忆中找到集体的记忆

　　安妮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出版近20，20部部作品。 她的作品大部分来自她自身的体验，讲述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婚姻、堕胎、乳腺癌等故事，以及父母的故事。 没有虚夸，只要击中要害就有正直勇敢的深厚感情，篇幅简洁却充满文字魅力。 她说：“身边的生活体验是我的灵感之源，写下来俄亥俄州和日本的读者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书在我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我感到非常高兴。”安妮埃尔诺于1974年以自传小说《清空》开始了文学生涯，1984年的《位置》使她声名鹊起，并获得法国文学界最高三项荣誉之一的雷诺多文学奖，此后又以《一个女人》获得洛杉矶055-79000(《纽约时报》 )等作品，以细腻悲凉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贫困家庭的父母如何使自己和下一代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卑鄙地位而进行的充满失落、绝望、希求、梦想的奋斗过程

　　在2008年出版的《位置》 (国内出版时的名字是《一个女人》 )中，她成为了法国现代一流作家的一员。 《the years》一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时的“杜拉斯文学奖”。 采用“无人管自传”的方式，让自己想起的同时也能唤起别人的回忆，用人们共同的经历反映时代的变化，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从国际风云，到餐饮服饰、家庭聚会，甚至隐私，无不简洁生动。 通过个人经历反映世界潮流，真实书写集体记忆，小说时长60年。

　　对于安妮埃尔诺获得诺奖，瑞典学院从不同角度看待埃尔诺作品语言平淡、内容清晰、性别、语言、阶层差异鲜明的生活，以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观察力，揭示了阶层所经历的痛苦。 “她有巨大的勇气和临床手术般犀利的笔锋，个人记忆的根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埃尔诺成为作家的路很长，很辛苦。 她令人钦佩，取得了持久的成果。”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赫尔丁始终相信写作的解放力量，认为“她的作品毫不妥协，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得很漂亮”。 他还表示，早年的生活环境让爱尔诺感到贫困，但雄心勃勃，这种感情深深融入了她的创作。

　　对于这样的“谁也不叫自传”，埃尔诺受到了社会学的影响。 她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在个人记忆中找到集体记忆”，从而摆脱“个性陷阱”。 埃尔诺的作品重新定义了自传，她认为亲密的关系总是社会性的。 无法想象，为了纯粹的自我，别人、法律、历史不在那里。 这种社会学方法可以扩展传统自传《我》。 “我用的‘我’，在我看来是非个人的形式，几乎没有性别，有时更像是‘他人’中的话而不是‘我’。 简单来说，是超个人的形式。 这不能成为自我虚构的手段，但根据我的经验，这是掌握现实征兆的手段。 ”写自己体验的勇敢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在2021年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有消息称影评人因部尺度过大晕倒，被救护车拉走接受治疗。 这部部《尺度太大》影片由女导演奥黛丽迪万指导，改编自安尔诺自传小说的《正发生》，这部部影片最终也获得了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

　　电影《正发生》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堕胎还未合法化，文学系大学生安妮意外怀孕的故事。 她是文学系最优秀的学生，渴望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摆脱贫困家庭的困境。 讲的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她冒着犯法的危险，不得不寻找各种解决办法的故事。 但是，安妮也因此经历了与家人和亲友的对立、被同学孤立、被老师怀疑等，成绩一落千丈，几乎没能毕业，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她告诉老师：“这是一种只传染给女性的病，这种病使人毫无歧视地成为主妇。”

　　安妮埃尔诺后来说：“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围绕着这个事件转。 当我在小说里读到类似的故事时，我陷入了一种既没有形象也没有思想的疯狂状态，仿佛那些文字在一瞬间变成了激烈的感觉。 同样，偶然听到那个时期和我在一起的曲子，我很为难。”

　　在2001年出版的《正发生》中，对于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写这个故事，安尔诺表示，在堕胎合法化后的几年里，以及在为堕胎合法化而积极斗争的几年里，他都没有尝试过写自己的故事。 “也许是我太深地参与了这场集体斗争，所以没能写下不仅仅是证言的个人文本。 40年后开始写作，就是想清除写作中的感情，这也是记忆“醒着”的书——。 也就是说，将我的生活分为“前”和“后”。 ”

　　可能有人对内容感到反感，但她相信这个故事有权被讲述。 “如果不说的话，我会感到罪恶感。 记载女性受到的邪恶。 那是为了保存数百万女孩和妇女所遭受的暴行的记忆。 即使以损害读者感情为代价。 ”

　　《正发生》的安妮坚强勇敢，信念感十足，当被问到埃尔诺的这份坚强信念来自哪里时，埃尔诺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她说：“没有她，我就不是今天的我。” 爱尔诺长大至今，母亲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当她长大读书离开时，觉得自己被社会排挤了，“你离开了世界，用某种方式对自己说了再见。 这很难。 为此，需要有人鼓励你。 他对你说：‘加油，跳！ ”。 即使他们知道你必须后退，也会鼓励你努力。 我妈妈就是这样。 我的村子里有很多朋友。 他们的母亲经常说‘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 她们不会给孩子自信。 我妈妈从没做过那样的事。 她总是说：‘你有价值。 ’我记得有一次在乡下的舞会上，我和男孩子跳了很多舞。 他的父母在镇上有一家高级咖啡馆。 在回家的路上，另一位母亲说：‘那个男孩对我们来说太时髦了，爬不上去。’ 妈妈听了很生气，说：“对不起，女儿高中毕业了！ 她将获得所有学位。 她绝对值得这个男人！ ’”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相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

　　安妮埃尔诺曾经和人一起写了《像刀子一样锋利的写作》。 她要把语言当成“一把刀”，揭开社会虚幻的面纱，让读者看到社会的真实。 像《正发生》那样，在不能决定自己的身体和未来的时候，安尔诺用残酷的诚实表达了这种无力感。 “想真实地记录下女性无法决定的心情。 我想记录作为没有自决权的女性的心情。 你们可能无法想象，在那次非法堕胎的时候，没有人帮助过你——医生、朋友和家人。 这感觉很孤独。 就好像在我面前竖起了砖墙，好像法律在对我说：‘停在那里，不要再往前走了’。 结果，我没钱去瑞士。 因为当时很富裕的女孩子们都去了。”

　　安妮的《写刀》尖锐而不华美，她自己说：“没有抒情的回忆，也没有讽刺的胜利表现。 这种中性的写作风格对我来说非常自然。 ”

　　安妮埃尔诺说：“小说家的天职就是讲述事实。” 这样的写法，也让批评者觉得她过度暴露了个人私事，沉浸在普通人的生活中。 但爱尔诺认为，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相是艺术的最高命题，她通过写琐事和凡人的琐事来颠覆文学和社会固有的等级。

　　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安尔诺表示，自己没有怀疑和不安，她不追求终极价值，有的只是生命体验和感觉的真实表现。 只有把握好自己心灵自由的标准，作品才能有由来已久的存在价值。 这可能是对其创作风格的最好诠释。 “我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指着自己看的感觉，我看到的是记忆。 在这些记忆中，我看到了一些人，一些街道，听到了与我无关的故事。 我只是个照相机，记录这一切。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寻找已经记录下来的东西，并整理成文字。 ”

　　有记者曾问她，是成功让她更自由了，还是失去了自由？ 埃尔诺的回答是：“不，成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成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那几乎不影响我的所作所为和怎么看自己。 我为了写作而活着。 我在部分在家写。 有时候我想知道我是否错过了什么。 因为我把一切都写完后放着。 但是我读了很多信，当人们在信中告诉我我的书对他们多么重要，它们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时，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目的。 ”

　　安妮埃尔诺甚至认为社会对她的支持是“过奖了”。 “我觉得自己是女性。 写东西的女性，仅此而已。 我自己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经验、社会、历史、性别决定、语言的总和，不断与世界(过去和现在)对话。 ”“写文章是探索形式，而不是复制。 从文字和感情中重新创造、再构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