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速行驶、闯红灯的外卖小哥“拼命”飞驰为哪般?
距离北京路口10分钟内,18名外卖员逆行闯红灯
外卖小哥的“拼命”飞到了哪里?
大街上,行人和汽车之间穿梭着飞驰的外卖电动车,骑手们一边看着手机导航,一边争分夺秒,不惜超速、逆行、闯红灯……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多个商业区蹲守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骑手郭坤就是其中之一。 11月4日,记者在北京市四环内的商业区见到郭坤,每天中午都会在这里等外卖订单。 此时是外卖高峰,他接到4张外卖,从出发吃饭到全部送货,必须在50分钟内完成。
出发不到两分钟,郭坤拿起了第一份外卖; 迅速转型后,他又花了六分钟送了第二份和第三份外卖; 随后,他迅速奔向电动车,转战第四家外卖,但这次没有成功。 到了店里后,他发现这个外卖还没做包,等了四分钟就拿到了。
离订单出发已经过了12分钟。 郭坤需要在剩下的38分钟内投递4份外卖。 他根据每个订单的位置和配送期限,排列了最省时间的配送顺序,一个省时间的方法是走捷径。 他骑着电动车越过道路中心的虚线逆行,开始无视红灯,终于在时间用完之前把最后的外卖送到了客人的手里。
配送全过程中,郭坤闯了两次红灯,三次逆行,多次超过时速50公里。
“红灯、逆行、超速都不安全,但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按时送到。 成为骑手的是哪个? 你从没闯过红灯吗? 配送超时的话,会扣除比应该赚的更多的钱。 ”郭坤很无奈。
其实,这是骑手之间的“公开秘密”。 随着网络订单的快速增长,外卖送餐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对速度的追求却导致骑手们无视交通法规,事故发生率较高。
据记者统计,外卖员常见的违章交通行为包括闯红灯、走公路、逆行、超速等,部分骑手还存在驾驶时看手机、接电话等分心行为。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外卖员交通违法乱象,应加强监管、联动管理、提前管控,不仅在道路交通现场制止和纠正外卖员交通违法行为,还应从外卖平台公司着手。 指出要将交通合规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平台公司,作为其运行的前提条件,将交通合规作为骑手进入门槛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改变和规范外卖送餐的“玩命”规则。
改装汽车超速行驶
斜穿马路闯红灯
11月9日下午5点左右,外卖员饮食高峰时段。 在连接北京朝阳区商场和众多写字楼、居民楼的路口,外卖员在车流中穿行。 据记者观察,10分钟内有30多名骑手通过路口,其中逆行、斜向穿越、闯红灯的多达18人。这个十字路口周围有很多餐饮店,几十辆外卖车挤满了人行道,行人只能靠路边走。 骑手们下单吃饭后,骑着电动车直接沿着人行道逆行进入道路。
李宏骑手经常在这一带送外卖。 配送半径最多5公里,单笔订单配送时间为30分钟至60分钟。 他告诉记者,一个骑手在高峰期,手上同时下了六七单,配送时间基本重合,要避免超时,只能尽量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 虽然系统只为每个人提供路线指引,但配送时间是根据最短路线计算的,最短路线包含逆行链路。 如果不逆行,每封都不能按时送到。
如果订单超时,成本会很高。 根据超时时间的不同,会扣除一定比例的运费,有时退税率会达到70%。
“骑手赚的都是辛苦的钱,难免让人不快,所以闯红灯、逆行、超速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宏说。
兼职骑手何婷婷刚入行时,曾想“老老实实遵守交通规则”,但多次“认真迟到”。 她印象最深的迟到发生在外卖的第30天。
当天早上,她起床后打开外卖订单系统,将订单范围设定在5公里以内,接到了当天的第一个订单。 下单后,系统派她去5.9公里的地方拿炸鸡块,送到2.7公里左右的公司门口。 时间不能超过45分钟。
到达去吃饭的商场花了35分钟,找到商场负楼的炸鸡店花了5分钟。 此时,送货倒计时只剩下5分钟了。 贾斯汀的新国标电动汽车的最高时速为时速25公里,不可能开得特别快。 5.9公里的路程中有很多需要等待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最后她超时11分钟,4.8元的运费被减3.8元,超时罚款比例达到79%。
有一次在镇上送炸鸡的时候,贾斯汀偶然遇到了骑手。 对方看着她的车,说:“这辆车不行。 完全跑不动。” 贾斯汀问他:“你的车速是多少? ”。 对方回到了时速68公里,一些骑手说改造电动汽车,时速可以达到85公里以上。
炸毁电动汽车是违法的,但如果不更改,可以保护合规性,但会超时。 “骑手不得不感到不快。 因为每天都活在催促声中。 被商家催,被顾客催,被算法催,我们别无选择。 ”贾斯汀在其公众号“陌生人肖像计划”《骑手日记》中这样写道。
交通事故不断增加
骑手的权益受到损害
骑手多次超速、逆行、闯红灯,直接结果是与骑手有关的交通事故数量不断增加。
以上海市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各类涉及快递销售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325起;2020年初至12月,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400多起。11月10日上午,记者目睹了骑手造成的交通事故。 当日11时许,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内,一名骑电动车的外卖员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机导航上。 就在前面来了一个行人,骑手反应过来后,急转弯,猛撞在道路的护栏上,保温箱内的外卖掉在地上,骑手也掉在了道路上。
这样的场景,何婷婷也见过很多。 她见过一天内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外卖小哥; 也见过在转弯中超速,遇到同样速度的车,碰撞后被打飞的骑手。
对骑手来说,事故发生后,赔偿很难实现。
刘林骑手手臂外侧有5厘米长的疤痕。 这是他送外卖的时候被车轧了留下的。 “司机有保险,保险公司让我出示收入证明,计算误工费。 我当时的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但当我能向平台提交收入证明时,平台表示与他们无关,最后保险公司根据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赔偿。 ”。 刘林说。
贾斯汀在骑手社交圈看过照片。 车头是破碎的电动车,倒在地上。 那是在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后,骑手自己发给小组的。 他驾驶电动车直行,对面转弯的车没有减速,骑手紧急刹车,与车正面相撞,电动车的三分之一不见了。 骑手坐在地上,受了擦伤,捡了一条命。 保险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如果着急回去赚钱,可以谈和解,快去赔偿,赔偿两天的误工费,300元。
权益得不到保障的,还有撞到外卖员上受伤的行人。
日前,在北京工作的王萍萍在开展业务的途中撞到了一辆外卖员,受了伤。 合同只能取消,损失不少。 事故发生后,警方判断赔偿骑手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骑手个人无法承担。 她想找一家平台公司,但对方把责任抛得一干二净。
“为了避免伤害,只能尽量远离外卖员。 ”王萍叹了口气。
北京市民张程对此深有同感,他傍晚在路上闲逛时,尽量远离外卖员,但他经常听到外卖电动车在耳旁呼啸而过。 有一次,他走着去想事情。 后面有一辆外卖电动车飞速驶来,等着耳边一阵凉风扑来时,车子已经开得很远了。 “时速鉴定有80多公里”。
审查机制暗害
数据压缩配送时间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外卖员“冒着生命危险”追求速度呢?
记者采访多位骑手后发现,他们不惜以身犯险,多次违反交往规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订单赚钱,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超时处罚。
目前,大部分外卖平台都在推行提成制,骑手的收入主要来自“跑腿单”提成,下单量越大,利润越多。 另外,骑手的身份水平取决于骑手的“蜂值”,“蜂值”通过出勤率、订单量、应答率、好评率等多个维度计算,“蜂值”越高,分派量越多。 骑手们拼命跑着单保数据,争夺“蜂值”。 因为它和收入密切相关。在数据保护的对面,数据惩罚——骑手超时,会被拿钱。即使客人抱怨或评价不好,也会被拿钱。
从今年6月到现在,郭坤超时了约50票。 扣除的具体金额,由他所在平台根据时间判断。 8分钟以上为配送费的10%至20%; 1小时以上为严重超时,退税率另行计算。 因普通超时被投诉的,罚款在50元以上。
此外,骑手还声称平台加载算法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配送是根据负荷计算的,不会根据商家的吃饭速度和吃饭的大小来判断时间。
北京大学社会系博士后陈龙曾加入外卖员队,探索骑手骑行乱象背后的原因。 他在骑手配送过程中,平台系统通过智能手机、平台软件收集来自骑手、消费者、商家、商圈的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进行配送定价、骑手匹配、预计时间、路线规划、全程监控和量化在这种管理模式下,骑手受到严密的管理。
在系统的安装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但近年来骑手的配送时间逐渐被系统压缩。
“订单的平均配送时间从2015年的38分钟下降到了2016年的31分钟,进一步缩短到了2017年的28分钟……持续压缩的时间意味着骑手的移动速度在加快。 时间压缩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也要通过技术施加对象——骑手来实现。 ”。 陈龙在论文中提出。
贾斯汀也注意到了平台的问题。 在她印象最深刻的迟到经历中,行李接收和送货距离加起来接近9公里,系统只给了她45分钟。
“近9公里的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 如果遵守交通法规,这意味着每次等红绿灯时,倒计时都会消失一半或一分钟。 扫各种代码,找路,我把电动车开到最高时速,还超过了11分钟。 ”贾斯汀说,平时这样的订单并不少见。 一排排出现在外卖系统,取货送货长达10公斤的订单,要求骑手在28分钟内送货,差点把“午夜飞车”打到公开画面上。
交通执法实务专家、北京市凯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董来超长期关注外卖员权益问题,总结骑手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的原因。 骑手自身交通规则意识不强,缺乏安全教育,平台派单模型和算法是主要原因。
“平台派单模式不合理,收费过高。 外卖员的月收入基本上依赖配送费,一次下单收5元左右的配送费,一天送30张,骑手就能赚150元钱。 但超时后,骑手通常会被扣除一定比例的配送费。 如果顾客退货,骑手需要承担一切损失。 ”董来超表示,另外,平台算法单一,计算上预计到达时间太短,骑手需要卖命飞行。 在一些平台上,为了安抚用户,用户手机上显示的骑手到达时间和骑手手机到达时间不同,用户手机时间往往提前1到2分钟,为了避免骑手获得差评,必须在路上闯荡董来超表示,提供外卖的商家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很多商家吃饭都很慢,他们可能还没吃饭就点击了‘配餐完毕’,骑手的等待时间会变长,在路上的时间自然会被压迫。”
平台规则亟待优化
联动监管刻不容缓
平衡外卖员“降速”和“收入”之间的矛盾迫在眉睫。
中国自行车协会一位负责人建议,与普通消费者相比,外卖员电动自行车不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一种生产工具,依靠电动自行车高速、长距离的按单生产,快速完成工作,谋求生存。 未来,需要开发和推出适合外卖员的电动自行车产品,不断完善相关标准体系。
董来超建议,平台调整审核规则,优化算法。 “目前外卖平台还没有建立一系列减少外卖员交通违法行为的机制,比如对未发生交通违法的外卖员给予奖励。 利用大数据的智能分析,制定标准,将交通堵塞所花费的时间从骑手审查中消除。 同时,我们不会考虑不合理的差评”。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治理外卖员交通违法乱象,离不开联动监管。 一个是对平台的监管,一个是对骑手的监管。
董来超表示,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平台与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当务之急。
“目前,骑手与平台公司之间的管理主体不明确,存在专用模式、劳务派遣模式、众包模式、个人模式、代理模式等复杂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松散。 因此,有必要完善法律明确管理主体,在骑手和平台公司权益受到损害时获得合理有据的社会救助。 ”董来超说。
他还建议设立“电动自行车保险”,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电动自行车保险,很多外卖员没有购买保险,或者保险金额很低,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一方无论是骑手本人还是平台都很难理赔。
“严格外卖员行业准入制度刻不容缓。 我建议骑手持证上岗。 某社会管理主体训练骑手,训练结束后持证上岗,每年对骑手进行考核评估,交通违法行为达到一定次数的,次年不能通过年审,通过来源管理形成有效监督。 ”董来超说。
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认为,外卖员交通违法是公共安全问题,必须提高公共安全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安全防范机制,推进事前预防转变,走社会管理体系之路,建立共治共享的社会管理制度。
“外卖平台公司要切实承担监管职责,将骑手交通安全纳入安全生产体系,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防范体系,定期对骑手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定期发布道路交通安全警示片和警示案例等,外卖员同时,对外销售骑手使用的交通工具受到严格管理,尽量统一发放交通工具,定期检查交通工具的安全性。 ”。 张柱庭建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可以根据平台公司的动态巡航设备进行调查取证,依法查处骑手。作为外卖服务的享受者,张程对骑手们的顶风有所异议,但他建议,顾客应该在对外销售中合理预计预定送货时间,充分考虑堵车时间,多了解骑手。 但是骑手的时速应该是规范的。 例如,深夜时速是多少? 上下班高峰时的时速是多少?
他还提出,在城市交通规划中是否可以考虑设立“配送快线”和“配送专用车道”,“这样既不会占用行人和汽车的空间,也能更好地保障外卖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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