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为何又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百年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传统文论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传统文论为什么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创新性的发展？ 如何从传统文论中寻找有效资源，构建现代文学批评的汉语？ 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传统文学批评是生命的对话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主要有感悟评价公式和索引评价公式。 这里主要讨论悟性的评价公式。

　　一种批评方式的产生与其文化背景有关，它们规定了人们对文艺本质的认识。 西方文学批评以哲学为逻辑出发点，通过哲学观照文学，注重逻辑、体系、思辨。 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逻辑演绎的哲学，是对文学的直观整体观，是生动空灵的丰富赡养，强调妙悟和比喻，表现早熟民族的审美体验、人生感悟和生命宗旨。

　　同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也表现出抽象、模糊、神秘和不确定。 正如叶嘉莹所说，“传统文学批评往往喜欢使用一些思想模糊的批评术语，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创作中，‘道’、‘性’、‘气’、‘风’、‘骨’、‘神’等神秘字体充满了批评的标准” 这种东西方文学批评方式的差异也与民族的思维特征有关。 正如黑格尔所说，“东方人是实体的直观，欧洲人是反省的主体性”。 这些都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非直观、推理分析的特质。

　　在《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0《诗经》00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经典文献中，可以看到独特的批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常用感情形容词整体概括批评的对象。 正如孔子对《二十四诗品》的评价一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司空图在《沧浪诗话》中以“雄浑”、“冲淡”、“纤穗”、“沉稳”、“高古”、“典雅”等词藻提炼诗歌风格，简洁丰富，一锤定音又难以捉摸。 这是尖锐的审美直觉的诗性判断。

　　对批评对象进行形象化描写，多以山水日月、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玉石、镜子等人文器物来比喻文学特色。 如：评范云、丘迟之诗，“范诗清忽而转，复雪如风，丘诗媚，如花落”。 宋谢杭评韩愈的文章。 “有顿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扬顿挫，层峰叠浪。 ”严羽在0755-79000中写道：“诗人，即使咏唱情性。 盛唐诸人只是感兴趣，缠着头巾，一无所求。 所以，它的妙处，是彻头彻尾的玲珑，不能靠泊。 例如：空中的声音、相中的颜色、水中的月亮、镜子里的大象、语言无止境。 ”在这里，以作家的个性、诗文的风貌、自然界和中美事物营造的意境来表现批评家的审美感，带给读者想象和回味。生命诗文，就像金钟书所说的“人化传统”。 《文心雕龙附会篇》曰：“夫为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肤，宫商为声。 ”《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云：“文章应以理致为心肾，以气调为筋骨，以事义为皮，以华丽为冠。 ”钧评曹子建的诗。 “骨气奇特，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等。 文与人异质同构的评价特色，与六朝时期文学评价和人物品评基本一致的时代风气有关，表现出审美自觉的时代批判方式的勃勃生机。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者眼中，文艺是生动的生命存在，是具有内在生命律动的有机整体。 文学批评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审视，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对话，从而把握被批评的整个生命，把握自己的宇宙人生。 在这种批判方式中，他们以自己的直觉、经验、想象参与批判对象的审美世界的建构，既是美学世界的诠释者，也是美学世界的参与者。 通过历代批评家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古典时期的文学批评传统。

　　追求中国和外国的汇率和现代的转换

　　这一传统在追求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被中断了。 这里面有特定的历史原因。 文学批评方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观念受到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晚清尤其是20世纪以来，传统农业社会及其格局的逐渐变化，商业文化的繁荣和城市生活的兴起必将影响时代的审美风尚。 例如城市的声色体验和城市的世态描写，使得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中很难找到有效的解释方法。 知识分子般的乡土与城市之间的情感纠缠，也无法用传统文学批评中和谐的审美话语来概括。

　　此外，晚清“小说界革命”兴起后，叙事文学成为文学主流，以抒情文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学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那种印象评价的审美感受方式主要面对以诗歌为中心的抒情文学，其审美目标是意境的追求，现代叙事文学则以探索社会问题、考察人性世界为中心。 传统文学批评中的妙悟、神思、气韵、意境等关键词，在面对新的文学世界时多少会让人感到无力。 现代文学批评的阅读实践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挑战。 传统文学批评是少数人心目中的审美鉴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稍有感悟，不惜花钱”。 现代文学批评在履行审美使命的同时，也参与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这必须动员广大读者参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 因此，古典文学批评传统的中断，是中国文化现代变革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要发挥对时代文学的论述能力，必须进行现代转换。 这个转变是从王国维开始的。 他借用康德“崇高”和“优美”的美学概念、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对《红楼梦》进行了与传统迥异的批判。 他将作品视为作家人生体验的符号和象征系统，运用相关推理分析，解读普世人生和审美价值。 虽然有些牵强，但这种前所未闻的理论思辨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在接下来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王国维选择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利用传统批评对相关问题的阐释，从历史文化环境、诗人的人格特征和创作精神、作品的审美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概念推理和审美分析，提出了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现代化的思考。 这一点在《人间词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取代了传统批评观念，而是通过其他批评理论的照亮、调适，与传统批评相补充，使传统文学批评现代化。

　　不少学者纷纷在批评实践中尝试王国维开辟的道路，在文学批评中注入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血液，寻求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路径。 梁启超、鲁迅、茅盾、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朱光潜、废名、钱钟书、傅雷、唐湜、朱自清等都在不同层面上延续着这一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化道路。 其中，李健吾、钱钟书最具代表性。

　　李健吾系统地考察了西方印象主义的源流，如王尔德的《最高批判》说、流明的《批判是印象》说、格尔蒙的《印象形成条例》说、法国的《杰作间的灵魂奇遇》说等，同时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和习惯相融合综合西方“印象批评”和传统“形象评价”的得失，“形象贴切”的同时，他采用钟嵘开创的隐喻批评，在文学批评中多采用比较和比喻的方法，对批评对象进行整体直观，形象亲切平易、生动由此，李健吾形成了以人性为中心，以艺术鉴赏为本位，以整体直观和印象鉴赏为路径，将感性与理性融为一炉，审美与社会相交织的文学批评方式。 在当今文学批评的语境下，这种批评方式越来越令人怀念和推崇。

　　李健吾的批评对象是沈从文、巴金、何其芳等时代的作家，钱钟书的批评对象是古典诗。 在《谈艺录》中，他将汉代经师注经的方法与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相融合，用传统诗语体表达现代文学观念。 从正文的字、词入手，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涵泳正文”与“通观圆览”互通，同时吸取西方文章细读和心理分析等方法，对正文进行立体观照和阐释。 锺书从理论上总结了传统文学批评中“人化”的特点，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也体现出这样的特色，“文心”“文气”“肌理”“神韵”等概念写得很好。 这种一字不漏的放读、广阔的中西比较视野和个人才华的直觉感悟，在学理追求与个性诗情、人文关怀与唯美倾向、厚重的广博与灵魂的细腻之间得到了巧妙的平衡。 理论诠释的文字，总是渗透着人性、人情、对人心的深刻观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心灵的自由、生动的社会人生气息。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当今批评界备受推崇相比，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似乎较少受到关注。 这与批评对象有关，也与访问批评文本的难度有关。 其实，钱钟书的文学批评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感性特质和人文内涵，又将西方文学批评的辩证分析相融合，将审美感与逻辑思辨、生动形象与辩证深度等对立面有机融合，具有开放互动、多元共生、深刻理性和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色这对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化和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激活传统资源，有效阐释现代文学

　　这些批评家不仅融合了中西文学批评理论，而且在强调批评本体意识、现代改造传统批评文体和兴起现代批评文体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完成。 新时期以来，在建构文学批评话语的过程中，除汪曾祺等少数人外，大多数批评家基本上沉溺于西方批评话语之中，传统文学批评在他们眼中完全失去了对现代文学的解释力。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长期缺乏“中国话语”，如何构建现代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成为现实问题。 继承传统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传承传统首先是回归传统，全面认识传统。 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性认识呈单向化倾向。 例如，本文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性分析，杂乱无章，不成体系。 其实这个判断只符合唐宋以前的文学批评，与元明清以后的文学批评不相符。 这种对传统文学批评的看法，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正如蒋寅所说，“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认识不完善，既妨碍了对传统的正确认识，也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自我认同乃至自我建构的自信，割裂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和传统的血缘关系，一切具有现代性的特征被西学的翻版因此，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审视传统，立足现代文化语境和审美风尚，激活传统文学批评中“气韵”类关键词的内涵，恢复阐释力。 融合外来文化也是我们的重要传统。 因此，我们要以真诚宽容的态度，寻求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双向平等对话，消除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隔阂，在对异质文化的阐释中认识传统批评的民族特色，在中西方的互补与相互解放中激活本土批评的话语资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中国式然后是重塑以人为本的批评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批评家关注文学批评与人的关系，批评家追求德行端正并将其融入文学创作考察，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学风尚。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写道：“结言端正，言骨焉； 意气风发的话，作风就会清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的“内向”，文学批评逐渐成为自足的存在，追求理论阐述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成，不再追求与作家、作品、读者的深度对话。 在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引用中，出现了一种自我封闭的话语纠缠，难以看到对文本的“至情至理”的艺术通达，难以看到对生命的深刻观察和理解，难以看到人性的光芒和社会人生的气息。 同时，这也直接影响批评话语的显色。 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我们看不到传统文学批评话语的通俗性、形象的温厚、与批评对象直接挂钩的单刀直入。 这样的文学批评最终会脱离生动活泼的时代生活和文学创作，成为作家和读者的诟病。

　　文学批评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我们的传统。 例如，魏晋时期日常生活中对人物的品评侧重于其个性风貌而非汉代晚期所强调的道德品质，文学批评也由注重德行内容的评价转向注重艺术个性的审美考察。 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改变等，今天的“新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文学书写，产生了新的文学形态，但这似乎还没有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得到回应。 这样，如果这种文学批评与时代生活之间存在“隔阂”，就很难到达读者的心中。

　　传统文论在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中呈现出不可替代的意义。 传统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能打开回应当前的现实状况和未来的社会面，并在变革中不断更新自身。 文学的“伟大传统”，在于用优美品质的文学治愈人心，唤起人类良知，使人相信人性有向善之力。 因此，文学批评既是理论探索，也是社会实践，不应停留在抽象命题的纠缠上，而应拓展到“现代”问题上。 当代中国批评者不仅致力于建构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考察其话语丰富的文本世界，而且深刻审视当代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把自己的批评文字与广阔的时代和民族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有效地诠释、回顾、转化、传承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