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个省份男性婚姻成本的研究：成本是收入的16倍 甘肃彩礼排首位

近日，彩礼在农村地区成为婚姻的入场劵、敲门砖现象，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研究农村人口婚姻家庭二十余年，在发现彩礼成为农村男性成婚难的一大障碍后，和她的博士生段朱清从2018年开始对“彩礼”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

通过对山东、河北、江西、四川、河南等东中西部11个省份男性婚姻成本的研究，靳小怡发现，2018年农村男性婚姻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在她的研究中，甘肃的彩礼金额最高，均值4.41万元，而男方婚姻总成本最高的省份是湖北，均值11.27万元。

“注定有一部分群体一辈子都难以结婚。”教授靳小怡说。“天价”彩礼背后，有哪些性别结构失衡、经济发展不一等社会结构性问题？男女两性关于彩礼的观念冲突是怎样的？以下是我们与靳小怡的对话，部分内容结合其相关研究整理。

文｜何香奕 张蒙 编辑｜陶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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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你在论文中提到，“天价彩礼”大多由贫困地区家庭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承担，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彩礼费用反而是最高的？

靳小怡：农村男性要结婚的话，彩礼就是一个敲门砖、一张入场券，如果没有就别想结婚。在西部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农村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更严重。除了当地女性人口大量外流，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女性愿意嫁到这，除非她来自比这个地区更贫困、更落后的地方。

在西部，准备一个房子就是简单的一个小砖房，花不了太多钱，彩礼更为重要，远高于当地人均收入。为了吸引一些女性能够嫁到当地，就有意把彩礼提高，而在这些地区，媒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会把一些更贫困落后地区的女性介绍到当地，谢媒费也比较高。

极昼：从数据看，和西部地区相比，好像中、东部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总成本更高？

靳小怡：婚姻支付成本分成四个类型：彩礼、婚房、媒人费、婚礼。根据2018年调查，男方婚姻总成本最高的为湖北，总成本达11.27万元，其次是安徽；彩礼方面，甘肃的彩礼金额和占比均最高，彩礼均值高达4.41万元，占结婚总费用的52.88%；婚房方面，金额最高的为湖北，其次是安徽，均为7万元左右。

（2018年11省男性婚姻成本。图源：《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靳小怡、段朱清）

从地域看，西部地区彩礼占比最高，东部地区婚房的占比是最高的，这也是符合预期的，与经济发展差异相吻合。中国女性是向上婚配的模式，找的丈夫在各方面条件都要比自己好一点，特别是在经济条件上要比自己好一点。这导致女性婚姻迁移呈现往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迁移的趋势，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往中部，中部往东部。

所以东部其实不存在很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彩礼对东部地区的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东部地区的房价比中西部要高得多，反而婚房是一个必备条件。如果说中西部农村男性面临的成婚障碍是“生存问题”，那么东部农村男性面临的则是“发展中的阵痛”。

极昼：从婚姻总成本，还有彩礼、婚房占比看，江西都不是最高的，为什么江西的彩礼这么受关注？

靳小怡：宏观看是当地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还因为江西是人口净流出的一个地区，仅次于东北三省，人口流动大。另外江西的工资水平比较低，房价比较高。我们研究也发现，2000-2009年婚房占比里湖北依然最高，其次是江西。这跟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市场化、消费主义有一定关系，导致了江西婚姻费用居高。

（各省婚房费用分布。图源：《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靳小怡、段朱清）

江西彩礼的问题与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有关。在大家关注高彩礼背后，是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进入负增长，对经济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感受到目前年轻人恐婚和找对象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物价房价上涨、生活压力大，由此对高彩礼等不良婚俗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升。

极昼：根据你的论文数据，彩礼在近30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攀升，且在2010年后上涨快，相比于1999年以前结婚的农村男性，婚姻总成本是前者的7.64倍。彩礼为什么不断在上涨？

靳小怡：现在中国是男比女多的社会人口性别结构，男性婚姻挤压。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物价不断上涨，人们也越来越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但人们对婚姻的强烈需求不会因为高额婚姻成本而降低，进一步加剧未婚男性对有限的可婚配女性资源的竞争，进而抬高男性婚姻成本。

（各省彩礼金额的地区分布。图源：《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靳小怡、段朱清）

决定彩礼的因素还有文化观念。不光是中国，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父系家族制度，这个制度下的婚姻模式有三个特征，夫系、父权、还有从夫居——

夫妻双方结婚后，孩子要跟着丈夫姓；父权指的是女性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上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从夫居一般是农村女性嫁往其他的村子，在结婚那一刻，她从人身依附关系到劳动力都会从娘家转移到夫家。这跟社会性别平等有直接关系，但这种习俗很难去改变，只能通过公共治理的角度去逐渐削减。

一个地区或者村落的习俗或者风气也有影响。根据我们之前的调研经验来看，女方父母对彩礼的做主权比较大，但更多父母是被社会化，有一种从众的心态。比如周围的人都要彩礼，如果他们家不要，就显得与众不同，或者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而且如果这个地区存在高彩礼的风气，还会有要攀比、挣面子的心态。

极昼：面对这样一种社会习俗，农村男性和女性是如何看待“彩礼”这件事的？

靳小怡：在前期的社会学研究下，我感觉男性更多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会认为自己是受害的一方，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男性，承受更多压力。彩礼导致适龄男性恐婚、被迫单身，也有很多男性在网上发帖，因为彩礼导致感情破裂。

女性也是“高彩礼”的受害者，感觉自己是待价而沽。有女儿的家庭，在女儿出嫁的这一刻，通过彩礼这种手段给家庭经济带来一些好处，而对于有兄弟的家庭，女性往往成为换婚的牺牲品。

极昼：你在论文中提出“保护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减轻对被迫未婚的大龄男性的社会排斥”，是出于什么考虑？

靳小怡：在农村这些难以成婚的男性一般都是家庭条件不太好，个人性格有缺陷，或者长得矮、长得丑，如果这个男性到了28岁、30岁还没结婚，有可能终身都结不了婚，这个时候村里的婚丧嫁娶活动，有可能就不会请他们参加，会瞧不起他们，不跟他们说话。这样的男性本身就会受到社会的排斥，有行为上的排斥，也有心理上的排斥。

中国是有普婚制，就是整个社会都认定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结婚的，但我们已经进入到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态势下，注定有一部分群体一辈子都难以结婚。加强整个社会对于未婚群体的社会包容度，尊重成婚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从社会保障政策上，给予他们更多支持，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的发展。

当然也不能强迫女性去将就一个男人嫁了，不应该去批评女性自私、丁克，没有社会责任，这也是在侵害她的人权。

极昼：这篇论文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传播时，有大量女性认为你在为男性说话，忽视女性婚后的隐形成本，你觉得网友为什么会这样去理解？彩礼背后两性价值观的冲突主要在哪里？

靳小怡：女性在婚姻中的隐形成本的确存在，比如家务分工，基本上所有的家务活，包括对于老人、子女的照料，都是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她又没有办法获取到收入。

但这种补偿不应该体现在彩礼上，应该是靠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去保证。在我看来，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如何解决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保障婚姻质量，从本质上看还是要提高女性在全社会的平等程度。

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会认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而彩礼本身是一种传统习俗——农村现在支付彩礼类似于以前的分家模式。二十年前我在湖北、陕西等地做过相关的大规模数据分析，发现婚后3~5年是分家的高峰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夫妻追求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在农村也能看到分家时间在不断提前。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看到农村的分家已经提前到儿子结婚前那一刻，会以支付彩礼和帮儿子买婚房的形式把分家提前做好。

这是一种习俗的延续。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人们去追求婚后一种更好的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把婚姻完全物化是不对的，这相当于否定了爱情是婚姻基础的底层逻辑。保证婚姻是不是幸福，是双方对彼此的尊重、理解和相互扶持，而不是彩礼。

只是说当彩礼超过当地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可承受范围，达到一个不合理的程度时才产生问题，造成冲突。而一些女方家庭索要“天价彩礼”，将高额的货币支付等同于女儿的“身价”与男方的“诚意”。这恰恰让女性物化，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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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天价”彩礼还会产生哪些问题？

靳小怡：一个是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问题。农村男性家庭要结婚，主要就是父母承担，还有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农民为儿子成婚背上了几十万元的债务。现在我们还看到高彩礼已经诱发出一些地区出现换亲的现象，也叫做买卖婚或者换婚。

有兄弟的家庭嫁女儿，彩礼会比较高，比如说把女儿嫁出去，换一个儿媳妇进来。2008年我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跨省婚姻，很多女孩从这个云贵川比较落后的一些地区，通过媒人给介绍的当地的男性结婚，丈夫比她大很多，相当于女方父母把她卖到这一家。

还可能会引发骗婚类事件，两边刚订完亲，男方付了高额彩礼，女方就失踪了，在裁判文书网、媒体报道里也能看到很多因为彩礼出现的诈骗案件。

“高彩礼” 并不能得到保证婚后婚姻质量，直接会影响到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2008年我在安徽调研时发现，相当一部分男性因为高彩礼问题结婚很晚，要攒相应的钱，支付很高的彩礼，好不容易娶到一个媳妇，而妻子的年龄往往会比他小的。在这些家庭，因为年龄差的关系，女性跟男性在教育和收入上差距会很大，夫妻关系并不平等，男性对妻子冷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发生率高于一般家庭，对于妻子而言，离婚意愿比较高，婚姻满意度相对较弱。

极昼：一些地区仍然维持低彩礼，在你的分析中，与父辈责任感高度相关。父辈责任感是如何影响彩礼的？

靳小怡：父辈责任感指的是在父系家族制度下，父母对子女成婚在传统上是有义务的。我们研究发现，父辈的低度责任感与低额彩礼是西南农村的普遍现象，而中部农村表现为中度责任感与适度彩礼，高度责任感与天价彩礼更多出现在西部农村。

越是传统的地区，相应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对滞后，留存的父系家族制度的习俗也越深重。在这些地区，父母就会有更大的责任感，觉得帮助子女，特别是帮儿子成婚是他先天的义务。

而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或者被现代婚恋观影响的人群，不太会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或者“姓氏必须要传承下去”这种老观念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些父母会认为子女结婚是个人的选择，只会在结婚时适度进行经济支持。

极昼：在你的分析结果中，有什么是超出预期的吗？

靳小怡：根据男性样本提供的女方婚姻成本信息，男方总婚姻成本远高于女方，分别为84111.50元和26778.07元，男方婚姻成本约是女方的3倍。这也在预期范围内，但我做过前期调研，以为这个倍数应该更高，到5倍或者6倍，结果发现女方在婚姻缔约过程中也是付出了一定的经济投入。

女方的嫁妆历来不是中国传统婚姻缔结的一个必要条件，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通常中国女性嫁妆她都是可携带性质，比如说男方买了房子，女性就出装修或者床上用品、家具，都属于非不动产。

这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有关，还有现在农村女性基本上在婚前都有城市打工经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城市里现代婚恋观的影响，在婚姻支付上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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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谈彩礼就是现实、伤感情，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靳小怡：家庭经济学鼻祖Becker在解释人类婚姻行为时说，这是男女双方家庭的一种平等的交换，当这种交换能够给个人带来最大效益时，才会选择结婚。但婚姻缔结的前提是男女双方的感情，这很难用经济量化。比如男方是一个高学历研究生，但是家里比较穷，女方愿意不要彩礼。

彩礼在传统婚姻中更多代表一种礼仪，并不是婚姻的交换条件，或者具有交换价值。现在彩礼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标准，成为交换条件，这是不应该的。建立新婚家庭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应该是夫妻在相互尊重、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各家自愿表达、量力而为。

现在城市很多年轻人结婚，不需要举办任何仪式，也不用走过去这些复杂的流程。彩礼应该回归习俗中象征礼仪的功能，让决定权回归到当事人自身，让他们自由选择。

极昼：近日以来，全国多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签承诺书、开座谈会、组织集体婚礼、鼓励“零彩礼”的活动，你觉得这种方式会有效吗？

靳小怡：我看到现行的举措大多面向女性，适婚女性或者丈母娘，倡导女性抵制“天价彩礼”。但爱情与婚姻是两性的事情，在让女性如何做的同时，还应关注男性的观念与行为，以及当地的村规民俗和经济发展。

“天价彩礼”集中在欠发达的一些农村地区，从长远看，这些地区需要抓经济发展，提高男性自身素质，可以加大对男性的教育和就业培训，或者创业支持，让男性有正确的奋斗观和婚姻观。

人们观念的转变，是建立在现实生活条件上的。如果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仅从政策上宣传倡导，可能仅仅是一时的效果。治理天价彩礼需要更加综合性、长期性的一揽子政策设计。

结婚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既是感性的选择，也是理性的选择。对于个人的婚姻行为，社会治理应该有一个度。